北大之精神
蒋梦麟
(1886-1964)，中国现代教育家，1923—1925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1945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
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这几年来，我们全校一致的奋斗，已不止一次了。当在奋斗的时候，危险万状，本校命运有朝不保夕之势；到底每一次的奋斗，本校终得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
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如死了的一般。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
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好驶飞艇才好!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惊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出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个思想上的胆小鬼，被本校渐渐地压服了。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1923年12月17日
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蔡元培
(1868—1940)，中国现代教育家，1917—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人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有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1919年6月15日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1945—194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青年人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没有问题可以研究的人，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研究。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英国哲人弥儿(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绣在一个当铺里做了二十年的伙计，“昼营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有柳州遗稿，岭云集)。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一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位置的。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支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打不破“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毕了业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决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的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己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2010年3月16日星期二
弗洛姆《信条》
我相信，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又能超越自然，那是因为人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
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可以搞清楚的。不过，这一本质并不是一种实体，它具有历史上一切时代人的特征。人的本质包括前面所论述过的、内在于人的生存中的矛盾，这一矛盾迫使人做出反应，以便找到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或途径。人在这种生存的矛盾中不可能是中立的、被动的。生活以及人之所以作为一个人的事实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达到与自己的同类和自然界融为一体的经验，如何克服人本身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分裂?人必须在他生活的每时每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不但——或者首先——用思想和语言文字来回答，而且也要通过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对这个问题做出答复。
我相信，关于生存问题的答案是有限的，也是能够表达清楚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便是这些答案的一本目录册)；然而，这些答案的基本范畴只有两个：一是通过倒退到人类以前的生存形式，取消人所固有的理性和爱情这些特性，来寻求人与自然的再次和谐；二是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从而达到与自己的同类以及同自然界的最终的新的和谐。而这也正是人的最终目标。
我相信，第一种回答是注定要失败的。它只能导致死亡、毁灭、痛苦，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和谐与力量，不可能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第二种回答则需要消灭贪婪和自私自利者，它要求守纪律、有意志，尊重那些引路人。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这却是唯一不会失败的答案。事实上，在最终目标实现以前，为接近这个目标所扩大了的活动和努力的范围都有一种相同的效果，它增强了人的生命力。
我相信，人的基本选择是生与死的选择。每一个行动都蕴含着这种选择。人有选择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有许多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会使人屈服——他的心理结构，他所诞生的那个社会的状况，他的家庭、教师以及他所遇到的或选择的朋友。人的任务就是要扩大自由的领域，创造生的条件，取消导致死的状况。这里所说的生与死不是生物学的状态，而是指存在的状态，指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状态。生意味着不断变化，不断地产生。死意味着发展的停止。意味着僵化和重复。许多人的不幸命运就在于他们不能做出选择。他们既不是活着的，又没有死去，生活成了一种负担，一项无目的的事业，忙忙碌碌成了保护人不在阴暗王国受折磨的手段。
我相信，生命和历史都不具有一种终极的意义，它使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意义或又使每个人的痛苦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考虑到扰乱人的生存的矛盾和软弱性时，这样一种看法便显得十分幼稚了，即人寻求一种“绝对”，正是这种绝对才使人对确定性产生了幻想，摆脱了冲突、怀疑和责任心。然而，上帝并不会披着神学、哲学或历史的外衣来拯救或谴责人类。只有人才能找到生活的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虽然，人不能找到拯救的最终的或绝对的答案，但是，人能努力争取达到经验的这一强度、深度和明晰性，这一经验使他获得丢掉幻想而生活的力量，使他获得自由的力量。
我相信，没有人能通过为别人做出选择而“拯救”了别人。一个人能为别人所做的就是真诚地、友好地向他表明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或幻想。与真实的选择相冲突能激�99样�4��人内含的一切能量，并使他选择生，而反对死。如果他不能选择生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向他注入生命。
我相信，有两种途径可以达到善的选择。一是责任和对道德律令的服从。这条途径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几千年内，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基督教的)十诫。许多人犯了罪，他们的罪行被那些颁布命令的权威人士所揭示。另一条途径乃是产生一种从善的幸福感。我所说的幸福感，并不是指边沁主义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我指的是崇高的存在，从中可以肯定我自己的权利和同一性。
我相信，教育意味着使青年人能了解人类最优秀的遗产。但是，大部分遗产是用语言表达的，只有当这些语言在一个教师和社会的实践及其结构中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一遗产才是有效的。思想只有活生生地物质化的时候才能影响人。永远仅停留在字里行间的思想只能改变语言本身。
我相信人的完美性，这种完美性意味着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必须要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一个人不选择生，不成长起来的话，他就必然要毁灭，必然要成为一具活着的僵尸。罪恶、自我的丧失与善和生命力一样，都是真实的，然而，这些只是人的第二潜在性，如果人不选择实现他的首要的潜在性的话。
我相信，人天生是一个圣人或一个罪犯，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许多人都有善和恶的倾向，尽管对这些倾向的侧重点因人而异。因此，我们的命运大都是由那些影响所决定的，这些影响改变和形成那些被给予的倾向。家庭是最重要的影响。不过，家庭本身主要还是社会的一个代理人，是一个社会想把那些价值和规范强加于其成员们身上的传送带。因此，个人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人所诞生的社会的结构和价值。
我相信，社会既有促进的作用，又有阻碍的作用。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在工作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力量，人也只有在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创造自己。但是，至今许多社会只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这些少数人也只想利用大多数人，其目的则是为了阻止人们发展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权力来愚弄和威胁大多数人(因而，也间接地愚弄了他们自己)。由于这个原因，社会通常是与人性，与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普遍规范相冲突的。只有当社会的目的与人类的目的相一致的时候，社会也就不再使人残缺，不再出现罪恶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体现着人性。虽然，我们在智力、健康、才能各方面有所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圣人、罪犯、成年人和儿童，谁也不是谁的上级或法官。我们都由于释迦牟尼而觉醒，都由于基督而受苦，都由于极权者而遭到杀害和抢劫。
我相信，人只有实现自己的个性，永远不把自己还原成一种抽象的、共同的名称，才能正视整个普遍人的经验。人一生的任务恰恰是既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同时又要超越自己的个性，达到普遍的经验这样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任务。只有全面地发展个人的自我才能抛弃利己主义。
我相信，只有当一个新型的人出现的时候，一个正在出现的统一世界才能真正地存在。这个新型的人便是从古老的土壤和血缘的束缚中出现的，他感到自己就是人类的儿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而不是人类之外的任何存在物；他忠诚于人类和生命，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他爱整个人类，他的判断不会由于民族的忠诚而遭到歪曲。
我相信，人的成长即是一个不断获得新生和不断觉醒的过程。我们通常是处于半睡眠半醒着的状态，只有当我们去从事我们的事业的时候才足够的清醒；但是，我们在考虑生存的时候却不是这样，这是有关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唯一任务。人类伟大的领袖乃是那些能使人从半睡眠状态中觉醒过来的人。人类最大的敌人则使人类陷于沉睡之中，而不管人类的安眠药是对上帝的崇拜还是对金钱的崇拜。
我相信，在过去4000年的历史中，人类的发展确实是令人惊奇和鼓舞的。人的理性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人能解开大自然之谜，并能使自己摆脱盲目的自然力量的权威。但是，正当人类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正当人类踏进新世界的门槛的时候，人又不得不屈服于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与组织。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却把生产和分配当做自己的新的偶像。人崇拜自己的双手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并把自己还原成商品的奴仆。人徒劳地使用上帝、自由、人性、社会主义这些名称；他对自己的这些力量——炸弹和机器——感到自豪，他吹嘘自己毁灭的力量，目的都是为了掩盖人的软弱性。
我相信，将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力量是理性；是认识人类所把握的许多思想的非真实性的能力，是认识被那些欺骗者和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所掩盖着的现实；理性不是认识的一种躯体，而是“一种能力，一种在其作用和效果中被全面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结合和分散的权力”。暴力和武器不能拯救我们，健全的理智和理性才能拯救我们。
我相信，当人具有希望和信仰的时候，理性才是有效的。歌德说过，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最明确的区别就在于信仰什么和怀疑什么。歌德还说，信仰占统治地位的一切时代都是光辉的、进步的、有成效的。而那些由怀疑所支配的时代则是渐趋灭亡的，因为谁也不会使自己对毫无成效的事物发生兴趣。歌德的这些话是正确的。13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无疑都是信仰和希望的时代。我觉得，20世纪的西方世界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欺骗了自己，即这个世界失去了希望和信仰，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不存在任何对人的信仰，因此，对机器的信仰并不能从灭亡中将我们拯救出来；相反，这种“信仰”只能加速自身的毁灭。西方世界既不会出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复兴(在这种复兴中，问题主要不在生产和工作，而在于人性的最全面的发展)，也不会取消许多其他伟大的文明世界所具有的一切。
我相信，认识真理首先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最重要的因素是具有敢说个“不”字，敢于不服从权威的命令和公众舆论的命令的勇气；这种人不再处于熟睡状态，而成为人；他觉醒了，并失去了无能、无用之感。亚当和普罗米修斯是两个伟大的叛逆者，正是他们的“罪行”解放了人类。但是，具有说声“不”字的能力，从意义上讲也蕴含着说声“是”的能力。对上帝做出“肯定”的回答，也就是给恺撒说声否定回答；对人的“肯定”，也就是对所有想奴役、剥削和愚弄人的那些人的否定。
我相信自由，相信人成为人的权力，相信人肯定自己并与所有试图阻碍人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人作斗争的权力。但是，自由不只是残酷压迫的废除，它不只意味着“摆脱”，而意味着这样一种自由——获得“独立”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而不是充分占有或使用物与人的自由。
我相信，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苏联的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都不可以解决未来的问题。他们都产生了将人变为物的官僚主义机构。人必须将自然和社会的力量置于自己的意识和理性的控制之下；置于那些自由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置于一个管理物和人的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这些生产者管理着万物，并使万物服从人的意志，人是万物的尺度。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而是官僚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选择。民主的、非集权化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些状况的实现，这些状况对于实现全面发挥人的一切力量这个最终目的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
我相信，个人和社会中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便是遵守统一的思维选择。“是死还是活”“要一种异化的工业文明还是个人主义的前工业化的社会”“重新武装起来还是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些都是这种思维的例子。当然只有在人们从陈腐思想的紧紧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只有在人们允许发出人性和理性的声音的时候，才存在着或表现出别的新的可能性。“减少罪恶”的原则乃是失望的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原则只能延长罪恶的时期，直至更大的罪恶出现。冒险去从事正义的、人类的事业，相信人性和真理声音的力量，较之所谓的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
我相信人必须摆脱奴役和使人麻木不仁的幻想，为了创造一个不需要任何幻想的世界，人必须意识到人本身内在的和外在于人本身的现实。只有丢掉幻想，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
我相信，今天要注意的唯一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人似乎要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或者要摧毁一切保存下来的文明生活和价值，建设一个野蛮的、极权主义的组织来统治人类所剩留下来的一切。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这一切方面的双边谈话——这些谈话使人看不到自己正在陷入的深渊，这是现代人所必须正视的一种职责、一种道德和理智的律令。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如果我们都在核屠杀中被毁灭，这并不是因为人没有能力成为人，也不是因为人天生就是恶的，而是因为愚昧无知的舆论使人看不到现实，不能按真理行事。
我相信人的完美性，但是，对于人是否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仍持怀疑的态度，除非人不久就能觉醒过来。
看守人，夜里如何?
看守人说：
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了。
你们若要问，就问吧：
可以回头再来。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德国出生的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1934年离开纳粹德国至美国。在美国,他从事教学和研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论著,提出"对于人的基本社会需要的理解,是理解人类自身的基础"。
本文选自他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是书中最后一章,结论部分。
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可以搞清楚的。不过，这一本质并不是一种实体，它具有历史上一切时代人的特征。人的本质包括前面所论述过的、内在于人的生存中的矛盾，这一矛盾迫使人做出反应，以便找到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或途径。人在这种生存的矛盾中不可能是中立的、被动的。生活以及人之所以作为一个人的事实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达到与自己的同类和自然界融为一体的经验，如何克服人本身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分裂?人必须在他生活的每时每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不但——或者首先——用思想和语言文字来回答，而且也要通过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对这个问题做出答复。
我相信，关于生存问题的答案是有限的，也是能够表达清楚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便是这些答案的一本目录册)；然而，这些答案的基本范畴只有两个：一是通过倒退到人类以前的生存形式，取消人所固有的理性和爱情这些特性，来寻求人与自然的再次和谐；二是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从而达到与自己的同类以及同自然界的最终的新的和谐。而这也正是人的最终目标。
我相信，第一种回答是注定要失败的。它只能导致死亡、毁灭、痛苦，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和谐与力量，不可能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第二种回答则需要消灭贪婪和自私自利者，它要求守纪律、有意志，尊重那些引路人。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这却是唯一不会失败的答案。事实上，在最终目标实现以前，为接近这个目标所扩大了的活动和努力的范围都有一种相同的效果，它增强了人的生命力。
我相信，人的基本选择是生与死的选择。每一个行动都蕴含着这种选择。人有选择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有许多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会使人屈服——他的心理结构，他所诞生的那个社会的状况，他的家庭、教师以及他所遇到的或选择的朋友。人的任务就是要扩大自由的领域，创造生的条件，取消导致死的状况。这里所说的生与死不是生物学的状态，而是指存在的状态，指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状态。生意味着不断变化，不断地产生。死意味着发展的停止。意味着僵化和重复。许多人的不幸命运就在于他们不能做出选择。他们既不是活着的，又没有死去，生活成了一种负担，一项无目的的事业，忙忙碌碌成了保护人不在阴暗王国受折磨的手段。
我相信，生命和历史都不具有一种终极的意义，它使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意义或又使每个人的痛苦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考虑到扰乱人的生存的矛盾和软弱性时，这样一种看法便显得十分幼稚了，即人寻求一种“绝对”，正是这种绝对才使人对确定性产生了幻想，摆脱了冲突、怀疑和责任心。然而，上帝并不会披着神学、哲学或历史的外衣来拯救或谴责人类。只有人才能找到生活的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虽然，人不能找到拯救的最终的或绝对的答案，但是，人能努力争取达到经验的这一强度、深度和明晰性，这一经验使他获得丢掉幻想而生活的力量，使他获得自由的力量。
我相信，没有人能通过为别人做出选择而“拯救”了别人。一个人能为别人所做的就是真诚地、友好地向他表明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或幻想。与真实的选择相冲突能激�99样�4��人内含的一切能量，并使他选择生，而反对死。如果他不能选择生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向他注入生命。
我相信，有两种途径可以达到善的选择。一是责任和对道德律令的服从。这条途径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几千年内，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基督教的)十诫。许多人犯了罪，他们的罪行被那些颁布命令的权威人士所揭示。另一条途径乃是产生一种从善的幸福感。我所说的幸福感，并不是指边沁主义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我指的是崇高的存在，从中可以肯定我自己的权利和同一性。
我相信，教育意味着使青年人能了解人类最优秀的遗产。但是，大部分遗产是用语言表达的，只有当这些语言在一个教师和社会的实践及其结构中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一遗产才是有效的。思想只有活生生地物质化的时候才能影响人。永远仅停留在字里行间的思想只能改变语言本身。
我相信人的完美性，这种完美性意味着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必须要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一个人不选择生，不成长起来的话，他就必然要毁灭，必然要成为一具活着的僵尸。罪恶、自我的丧失与善和生命力一样，都是真实的，然而，这些只是人的第二潜在性，如果人不选择实现他的首要的潜在性的话。
我相信，人天生是一个圣人或一个罪犯，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许多人都有善和恶的倾向，尽管对这些倾向的侧重点因人而异。因此，我们的命运大都是由那些影响所决定的，这些影响改变和形成那些被给予的倾向。家庭是最重要的影响。不过，家庭本身主要还是社会的一个代理人，是一个社会想把那些价值和规范强加于其成员们身上的传送带。因此，个人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人所诞生的社会的结构和价值。
我相信，社会既有促进的作用，又有阻碍的作用。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在工作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力量，人也只有在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创造自己。但是，至今许多社会只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这些少数人也只想利用大多数人，其目的则是为了阻止人们发展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权力来愚弄和威胁大多数人(因而，也间接地愚弄了他们自己)。由于这个原因，社会通常是与人性，与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普遍规范相冲突的。只有当社会的目的与人类的目的相一致的时候，社会也就不再使人残缺，不再出现罪恶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体现着人性。虽然，我们在智力、健康、才能各方面有所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圣人、罪犯、成年人和儿童，谁也不是谁的上级或法官。我们都由于释迦牟尼而觉醒，都由于基督而受苦，都由于极权者而遭到杀害和抢劫。
我相信，人只有实现自己的个性，永远不把自己还原成一种抽象的、共同的名称，才能正视整个普遍人的经验。人一生的任务恰恰是既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同时又要超越自己的个性，达到普遍的经验这样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任务。只有全面地发展个人的自我才能抛弃利己主义。
我相信，只有当一个新型的人出现的时候，一个正在出现的统一世界才能真正地存在。这个新型的人便是从古老的土壤和血缘的束缚中出现的，他感到自己就是人类的儿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而不是人类之外的任何存在物；他忠诚于人类和生命，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他爱整个人类，他的判断不会由于民族的忠诚而遭到歪曲。
我相信，人的成长即是一个不断获得新生和不断觉醒的过程。我们通常是处于半睡眠半醒着的状态，只有当我们去从事我们的事业的时候才足够的清醒；但是，我们在考虑生存的时候却不是这样，这是有关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唯一任务。人类伟大的领袖乃是那些能使人从半睡眠状态中觉醒过来的人。人类最大的敌人则使人类陷于沉睡之中，而不管人类的安眠药是对上帝的崇拜还是对金钱的崇拜。
我相信，在过去4000年的历史中，人类的发展确实是令人惊奇和鼓舞的。人的理性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人能解开大自然之谜，并能使自己摆脱盲目的自然力量的权威。但是，正当人类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正当人类踏进新世界的门槛的时候，人又不得不屈服于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与组织。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却把生产和分配当做自己的新的偶像。人崇拜自己的双手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并把自己还原成商品的奴仆。人徒劳地使用上帝、自由、人性、社会主义这些名称；他对自己的这些力量——炸弹和机器——感到自豪，他吹嘘自己毁灭的力量，目的都是为了掩盖人的软弱性。
我相信，将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力量是理性；是认识人类所把握的许多思想的非真实性的能力，是认识被那些欺骗者和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所掩盖着的现实；理性不是认识的一种躯体，而是“一种能力，一种在其作用和效果中被全面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结合和分散的权力”。暴力和武器不能拯救我们，健全的理智和理性才能拯救我们。
我相信，当人具有希望和信仰的时候，理性才是有效的。歌德说过，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最明确的区别就在于信仰什么和怀疑什么。歌德还说，信仰占统治地位的一切时代都是光辉的、进步的、有成效的。而那些由怀疑所支配的时代则是渐趋灭亡的，因为谁也不会使自己对毫无成效的事物发生兴趣。歌德的这些话是正确的。13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无疑都是信仰和希望的时代。我觉得，20世纪的西方世界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欺骗了自己，即这个世界失去了希望和信仰，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不存在任何对人的信仰，因此，对机器的信仰并不能从灭亡中将我们拯救出来；相反，这种“信仰”只能加速自身的毁灭。西方世界既不会出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复兴(在这种复兴中，问题主要不在生产和工作，而在于人性的最全面的发展)，也不会取消许多其他伟大的文明世界所具有的一切。
我相信，认识真理首先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最重要的因素是具有敢说个“不”字，敢于不服从权威的命令和公众舆论的命令的勇气；这种人不再处于熟睡状态，而成为人；他觉醒了，并失去了无能、无用之感。亚当和普罗米修斯是两个伟大的叛逆者，正是他们的“罪行”解放了人类。但是，具有说声“不”字的能力，从意义上讲也蕴含着说声“是”的能力。对上帝做出“肯定”的回答，也就是给恺撒说声否定回答；对人的“肯定”，也就是对所有想奴役、剥削和愚弄人的那些人的否定。
我相信自由，相信人成为人的权力，相信人肯定自己并与所有试图阻碍人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人作斗争的权力。但是，自由不只是残酷压迫的废除，它不只意味着“摆脱”，而意味着这样一种自由——获得“独立”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而不是充分占有或使用物与人的自由。
我相信，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苏联的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都不可以解决未来的问题。他们都产生了将人变为物的官僚主义机构。人必须将自然和社会的力量置于自己的意识和理性的控制之下；置于那些自由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置于一个管理物和人的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这些生产者管理着万物，并使万物服从人的意志，人是万物的尺度。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而是官僚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选择。民主的、非集权化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些状况的实现，这些状况对于实现全面发挥人的一切力量这个最终目的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
我相信，个人和社会中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便是遵守统一的思维选择。“是死还是活”“要一种异化的工业文明还是个人主义的前工业化的社会”“重新武装起来还是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这些都是这种思维的例子。当然只有在人们从陈腐思想的紧紧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只有在人们允许发出人性和理性的声音的时候，才存在着或表现出别的新的可能性。“减少罪恶”的原则乃是失望的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原则只能延长罪恶的时期，直至更大的罪恶出现。冒险去从事正义的、人类的事业，相信人性和真理声音的力量，较之所谓的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
我相信人必须摆脱奴役和使人麻木不仁的幻想，为了创造一个不需要任何幻想的世界，人必须意识到人本身内在的和外在于人本身的现实。只有丢掉幻想，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
我相信，今天要注意的唯一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人似乎要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或者要摧毁一切保存下来的文明生活和价值，建设一个野蛮的、极权主义的组织来统治人类所剩留下来的一切。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这一切方面的双边谈话——这些谈话使人看不到自己正在陷入的深渊，这是现代人所必须正视的一种职责、一种道德和理智的律令。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如果我们都在核屠杀中被毁灭，这并不是因为人没有能力成为人，也不是因为人天生就是恶的，而是因为愚昧无知的舆论使人看不到现实，不能按真理行事。
我相信人的完美性，但是，对于人是否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仍持怀疑的态度，除非人不久就能觉醒过来。
看守人，夜里如何?
看守人说：
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了。
你们若要问，就问吧：
可以回头再来。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德国出生的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1934年离开纳粹德国至美国。在美国,他从事教学和研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论著,提出"对于人的基本社会需要的理解,是理解人类自身的基础"。
本文选自他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是书中最后一章,结论部分。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余世存谈80后：他们的世界和世界的期待
他们的世界和世界的期待
余世存
2006年的中国媒体曾经给我机会，请我谈谈中国的年轻一代，当时的我"不理性地猜测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在于终结'总体性社会'、彻底告别极左 或专制路线、完成现代转型"。当然，"任何一代人，在社会进化的历史里，如果不能主动地创造或幸运地遭遇历史性事件，那么，他们的代际意识、代际效用、代 际使命很难现身。""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 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在向年轻一代朋友致意的时 候，我提醒他们："我国是惊魂未定，我国史大事未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有事。"
我得承认，当时的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年轻一代的大事件发生在2008年。2008年中国的一系列天灾人祸：雪灾、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 汶川地震等等，考验的是中国政府。用国家总理温家宝先生的话说，这是困难的一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如何，本质为何，中国社会的动员机制，在国家和地区、 个人之间的社会空间，等等，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得到检验。问题不在于这些事件实证了中国社会空间的逼仄，不在于几代人袖手、旁观着政府的角色表演：救火 队、维持会、宣传员，等等，而在于中国年轻一代从面目模糊、暧昧不清的生存中现身，坚定地参与了每一事件：做志愿者，为中国欢呼，为政府辩护。在国际社会 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抗议面前，中国的年轻人根本不买账，甚至拾起斗争话语，指责西方世界的歧视和敌意。年轻一代甚至诉诸人的本能反应，去对抗他们认为一切 不怀好意的西方事物，如抵制西方商品，拒绝到家乐福购物、拒绝到肯德基就餐。
中国年轻人的表现是如此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今天仍在网上进行口水战争。人们对其行为进行了种种命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集体主 义，等等。因为他们鲜明表达的，乃是跟西方文明或国际社会分庭抗礼的姿态，他们表达的是要教训他人、跟他人一决高下的优胜心。他们的姿态使得备受批评的中 国政府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中国政府的表现反而相形见绌。因为这些年轻人影响和作用了国际社会的文明氛围，中西之间、汉藏之间、台海之间、官民之间等等问 题，在这些年轻人那里，其分歧不可调和。在一方要求对话、理性辩难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不由分说地进行谩骂、恶毒攻击，甚至人身骚扰。
中国年轻一代的表现让世人忧喜交加。这一代年轻人生活在物质丰饶的社会，人们一度以为他们是吃喝玩乐的一代人，是远离政治的。今天，人们发现， 他们一点儿也没有非政治化、没有去政治化。人们同时担忧，这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如此诡异，他们对中国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他们会让中 国如何自处并与他人共处，这些问题直接关系世界的和平安危。一些悲观的观察家干脆挑明说，这一代人的诡异处其实就是非理性，在人权观念、温室效应、恐怖主 义、族群和解、全球化等等当代人类问题面前，中国年轻一代的表现是拒绝了解之同情，他们既像是中国义和团、红卫兵的衣钵传人，又像是德国纳粹、苏联青年近 卫军的中国盟友。他们参与的"中国的崛起"，要么与世界对抗为敌、要么沉醉于光荣孤立的幻觉中。
所有这些理解，这些预言，甚至对年轻一代的难以言喻的担忧，甚至我当年的期待，其实多不无片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都过于孤立地看待了这一代人。这一代人确实诡异，但其表现并非无迹可寻，他们的表现跟中国政府、国际社会有关，当然，更跟他们的父辈有着血肉关系。
他们的父辈大体上就是红卫兵一代人。那一代人当年受毛泽东号召，有着第三世界的超越梦想，在敌视传统、敌视文明世界的幻觉中挥霍了自己的青春。 他们做红卫兵时看不起父辈，而只认毛泽东及其中共，以为人生幸福感空前绝后，自己躬逢开辟新天新地的好时代。在毛和中共的领导下，他们学会的是服从，而无 需任何文化、知识、教养；他们知道的是融入当下集体的怀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文化大革命，这一被胡锦涛先生近年指斥的"浩劫 "还没有结束，红卫兵一代"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即已成为过去。
当红卫兵一代大梦醒来，进入人生的中年时，他们又要求补偿耗费了的青春，他们有着补课、补偿的人生心理。他们曾经肯定自己躬逢盛世，这一次他们 又肯定自己发现了人生的真谛：他们步入社会，孤独然而实在地跟中国社会发生利害关系社会时，他们以为自己成熟、看透造化的把戏了。他们总以为自己是人类世 界、宇宙万物的中心，他们在青春年少、中年或其他任何阶段都自以为独立地判断一切，予取予求；世间的一切都是也必须是注解其意志的。台湾、美国、民众的前 途，乃至历史都是也必须是符合其预想，都是也必须是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否则，那些国家、地区、民众等就只配被诅咒。
实际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心智，不过表明他们在生命进化的某一阶梯上止步不前。这并不是说只有他们一代人或只有他们那一代中国人有此心智，不 少受殖民地解放理论影响的人多驻留于这种心智。这种心智即使遭遇失落，但他们心中隐秘的梦想、意志从未丧失。比如赶英超美的梦想，仍是中国红卫兵一代心中 的情结。即使他们到了美国、英国，他们最有代表性的感受就是，不过如此。同时，他们又极在乎在某一方面在某一细节上对英美的超越。经历了社会主义的低潮之 后，在反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之际，这一代人似乎发现，机会又来临了。就像前两年，反全球化示威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之际，一个美洲的左翼工人代表、跟红卫 兵同龄者感叹的：我们一度以为，我们这一代人跟美国一较短长的梦想，在有生之年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中国的红卫兵一代曾经失落过，他们失落的时候觉得自己上当受骗，觉得自己的青春被浪费了，自己的人生简直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他们的孩子，就是 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被称为80后的中国人。80后一代人，生活在红卫兵一代的家庭里，自然难有什么家教。红卫兵一代难以给予孩子们思想、学识、信仰等 等，他们也难以自信教育孩子如何待人接物、知书识礼，如何自处并跟他人共处。因此，尽管80后的年轻一代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他们的心智、思维也是 极为简单的。他们的生命成长中缺乏家教一环，缺少社会教育一环，他们受到的教育只是学校教育或说中共的教育。跟父辈比，他们接触到的知识、信息虽然是极大 丰富的，但这并不妨碍这父子两代人心智的简单同构。
不仅如此，80后的一代人正跟中国政府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时，而中国政府的改革，如众所周知，是以经济行贿等手段回答政权的合法性危 机。这种经济行贿，以联产承包、发奖金、鼓励第二职业、股份制等形式，先后使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等社会阶层进入了向钱看、小富即安、小康即堕的 状态。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取向的政权生存策略既带来了经济片面而空前的繁荣，也带来了全社会的拜金主义、唯物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或时代精神极大影响了80后 的一代人。跟他们的父辈相比，红卫兵至少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使命感，而80后的一代人只有人生的简单占有感。学校教育或中共教育则赋予了他们生存的虚 伪、虚无意识，以及关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百年积弱受辱一类的文明破碎感和知识破碎感。
80后一代在这些虚无、罪错的生存环境里成长，他们多有自我中心意识，而少有人类意识；他们多有合群思想，而少有个性思想；他们多有势利心理，而少有同情心理；他们多有丛林意识，而少有社会意识。
除了父辈、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政府以暴力、经济行贿等手段解决正当性问题的三十年来，中 国跟西方经历了冷战、后冷战、全球化三个时代的关系变迁。无论冷战时代的对抗，还是后冷战的"战略围堵"，抑或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伙伴关系，国际社会一直对 中国有着批评，好奇，猜疑，攻击。由于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等先后成为西方世界关注的头等大事，中国奉行"决不当头"的韬光养晦策略发挥的绩效，使得国际社 会对中国从未构筑压力。反倒是中国人自己在冷战时期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亡我之心不死，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地位相当重要，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要毁灭的中国是"世 界革命的中心"和"第三世界的领袖"。一直到邓小平70年代末复出后认定中近期不会有世界大战，国际环境对我有利，定下埋头发展经济的国策，这种一厢情愿 的紧张心理才消除，中国才获得了经济腾飞的机遇。
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构成压力，所有经历过美苏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学家和分析家们大概都会承认这一点。即使80年代末、90年 代初中外关系一度紧张，但很快进入了更为密切的阶段。但这一切并不是说国际社会很了解并支持中国，相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分析，批评或支持始终停留 在极为肤浅的程度上。从最初隔绝状态的一无所知，胡乱发挥想象力，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初步接触，到今天如此频繁的交往。中国和中国人始终是外人眼中的一个 谜。国际社会一直努力了解中国，但无论如何比附中国，像非洲，像印度，还是跟伊斯兰世界同类，国际社会没能打开中国心灵的大门。它的中国想象在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媒体、政客、商人、观光客们的自以为是。由于这种自以为是，使得有些西方世界的民众至今搞不清楚大陆中国跟台湾地区的大小，至今搞不清楚中国内地跟 西藏地区的关系，至今搞不清楚中国发展跟肯尼亚发展的差异。
公正地说，国际社会对中国有着想象的善意，甚至有着想象的幽默。中国的对内宣传，极圆熟地利用了这些善意，即使批评中国、攻击中国的言行，中国 政府也为我所用；更不用说，反华势力在中国宣传里向来是唤起民气的好材料。三十年来，在中国的宣传里，中国的朋友始终遍天下，中国的发展得到了全世界的赞 扬和支持。国际社会几乎自始至终地对中国社会实行着独特的"最惠国待遇"，从政府到各种国际组织的官员、专家，多异口同声地赞扬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 并给中国的发展命名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等。如果说，在冷战前后，中国进口的这些国际舆论尚是片面之辞；那么，在中国跟国际接轨多年，中外交往 不再让中国人感到新鲜的近十年来，中国人确实看到大量的老外面孔在被访谈时，他们说出的话多是称赞中国。甚至天灾人祸，比如地震，中国人看到、听到的也多 是某某国家的报纸、政要在称赞中国政府的作为，说是他们相信中国政府的能力，说是他们为中国政府重视人民生命的行为而感动。
这些众口一词的恭维、看中国脸色，往好的动机说是绥靖、权宜，往坏里说，则是十足的势利。如前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紧张的局面，西方人一 度宣扬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也最终是西方人主动让步，包容了中国。即使有批评中国的言论，有围堵中国的战略，但这些纸上作业要么被隔绝，中国人听不到这些 声音；要么被利用来作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妖魔化证据。
这种绥靖、势利的声音，或"妖魔化中国"的声音，给了80后一代极其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他们不相信文明的善意、人类的道德，不相信世界或国际 社会的公理，不相信普世价值。他们相信强者。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阐述者王小东先生就一再强调，西方世界在道德上并没有进步多少，西方人跟中国人比并不高尚 一等。甚至说，80后一代相信中国。他们在宣传教育中得到的印象不是中国需要世界，而是世界需要中国，不是中国求于西方，而是西方求于中国的市场、人力甚 至资本。因此，80后人接触到国际社会的文明礼仪后，不免觉其虚伪，他们无家教的生活习惯觉得直截了当比繁文缛节更爽快。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妖魔化"不是在2008年才开始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也不始于今日，有人统计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媒体对 中国的负面报道就是正面报道的好几倍。但只有2008年，西方对中国的不公正及其媒体的歪曲报道才成为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尤其成为80后一代人关心的大 事。在少不更事的80后一代人看来，2008年的国际社会似乎对中国突然变脸，成心跟中国为难，即使国际社会批评、抗议的是中国政府，80后的一代人也认 定这是西方人有意跟中国为敌。
2008年因此成为80后一代浮出中国历史地表的年代。自1989年以来，至少有两代人消失在经济行贿的中国生活中，而难以为中国的发展打上自 己一代人的烙印。因此，无论人们多么担心80后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担心他们的非理性，80后一代仍是幸运的，他们遭遇了历史，并从中国政府背后挺身而 出。无论他们今后如何，他们将跟做红卫兵的父辈一样进入了历史。
当然，这样说似乎高抬了这一代人。比起他们的父辈，他们当下的表现只能说进入了中外关系史。他们的父辈至少有过砸碎中国官僚制度的行动和愿心， 有过跟中国文化传统决裂的勇气：红卫兵一代是中国历史的不幸产物，是为历史原谅悲悯的一代。但80后一代抵制外人似乎如戏如剧，他们是中外共同孕育的产 儿：80后一代是最不知责任为何物的一代。他们的父辈至少有过人生、人性崇高的闪光时刻，80后一代却是享乐主义者的天然传人。红卫兵一代有过不饮盗泉之 水的人性尊严、价值追求，但80后一代却是笑贫不笑娼的实用者。他们的父辈有着个性独立的孤胆情怀，红卫兵一代写大字报时几乎多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 行为，是对自己和自己追求的真理负责任的个体。但80后一代却多是佚名的，穿着马甲的，是放纵人性之恶进入网络狂欢的群众演员。更不用说，比起他们的父 辈，80后一代的社会化程度是极低的，他们甚至未完成社会圈子化、集体化，他们幸运地代表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但他们远未构成力量。
80后一代是否会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转向？这是一个伪问题，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无论纳粹、青年近卫军还是红卫兵，他们都有自己的头脑并 集体地拥有一颗头脑。他们依附的社会组织则有着大大小小的克隆式头脑。红卫兵当年仅北京地区就有自己的五大领袖，大陆中国各地更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司令、主 任、委员、总指挥，无数的被"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激励出来的组织天才和思辨天才，虽然消失但仍闪光一时的民间思想者。但80后一代的民族主义却是无脑 的。"胡哥"、"胡锦涛爷爷"，或温家宝先生，都不是80后一代人的头脑。他们自己更没有表现出头脑、肝胆和气魄。中文网上有一个骂人的词："脑残者"， 这用在80后的社会表演上，虽不中，亦不远。
相信中国是容易的，挺身而出也是容易的，但几代中国人的共同历史任务不是到头来的一代代轮回，不是总要期待新一代人去实现自己上一代人的梦想。 几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不是轮回地进入了一代人集体的汪洋大海，而是要自己从集体迷狂的气氛里淡出、站出来独立。因此，具体到80后新一代人，他们的问题仍 在于，能否使自己和自己这一代人真正立足于历史、人生天地，能否切实地、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跟上几代人合作，共同变革中国，使中国真正成为人类的文明 家园，成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中共十七大语）的和谐社会。在80后一代的集体狂热中，爱因斯坦"致后代人"的话仍值 得铭记：假如你们的行为不比我们现在或过去的行为更公正、更平和、思想不能更理性的话，那么你们就等着被魔鬼带走吧。因为中国的几代人，包括他们的父辈红 卫兵一代，都已经被魔鬼带走了。
因此，世界对80后的期待也许仍是想当然的。如果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期待他们就是雾里看花，不负责任，也不着边际。当然，在向这一代人致意 时，我们仍得要像爱因斯坦那样提醒他们：在合群而大的集体行动和社会生活中，切要记住保留自己最真实的判断，并尊重一切不同的、哪怕最刺耳最恶毒的声音。
事实上，80后一代人中早有最个性的表达，只是因为中国生活的集体逻辑，使得这些富有时代气息、最宝贵的生命情怀被淹没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了。 如中国人所知，即使北京奥运这样的国际盛会，中国的年轻人也以摇滚说唱形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仍在进行时的汶川地震国难，即使中国人几乎都沉浸在悲情、 感动、志愿的氛围里，80后一代人表现得更让人刮目相看，但他们中间仍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比如一个年轻的诗人写道："今夜，我们不是汶川人。我们不 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我们感到的仅是我们----活在生者中的生者----感受到的。我们还要四处渲染感动、渲染悲悯，渲染自己干了点什么，还美滋滋地 谈起自己收获了什么......那是多么多么地，恬不知耻。"一个80后的网友这么写道："我离这个还很远吧。这是对我自己来说的。但是，就像一口痰卡在 了胸口里，围绕地震的信息快让人发疯了，这个操逼世界没事儿的时候就一贯操蛋，有事儿的时候他这种操蛋更超出我的想象。我在强迫症般地关心这些，实在是心 绪难平。又说不出话来，人可以作的是什么，永远都是恶，可以行的才是善。说不出话来，这让我行善无门。就让他们众志成城，慷慨赴死去吧。都是跟上帝学的， 慷慨，上帝给你们的震也来得慷慨。"一个诗人则对人们刻意把地震总结出来的中国民族精神进行反思：灾难当前，人们被唤起的同情心、怜悯心、不忍之心、爱心 都是"人同此心"，不分彼此的心。它不是"爱国心"、"民族心"和"中国心"，或者不主要的是这些"心"。灾难当前，无论是汉族、少数民族或者其它国家的 救援都是救援，不分档次等级。一方是受难者，一方是救难的人，再无其他，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简单吗？一个心怀仁慈、对落难者施以援手的人在别的国度、别的 民族、别的灾难面前，只要时机合适也一样会施以援手。不作这样的理解，就是对救援者的贬低，也是对救援工作所具有的精神超越意义的贬低。可以说，这些年轻 一代的言说与思想，都是跟集体保持距离之后人类个体最真实的经验。
因此，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关注，学者、长者，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应该抱有跟报人不同的态度。报人追逐新闻看点，喜欢跟风，媚俗；社会舆论则应该关 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关注他们的个性思考和行动。健全的个人占社会的比例越大，社会越趋于合理，越趋近于文明。文明社会在跟年轻一代的互动中，相 互辅成，并各自日臻完善。在跟年轻一代相处时，我们最需要敲打他们、提醒他们的乃是：你们中间还有不属于集体的人吗？借用马克思的"属人"原则，你们能够 组成属人的也即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吗？我们除了旁观年轻一代的表现，还需要我们自己先伸出手来：我们能够走到一起，因为我们同为人类。
余世存
2006年的中国媒体曾经给我机会，请我谈谈中国的年轻一代，当时的我"不理性地猜测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在于终结'总体性社会'、彻底告别极左 或专制路线、完成现代转型"。当然，"任何一代人，在社会进化的历史里，如果不能主动地创造或幸运地遭遇历史性事件，那么，他们的代际意识、代际效用、代 际使命很难现身。""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 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在向年轻一代朋友致意的时 候，我提醒他们："我国是惊魂未定，我国史大事未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有事。"
我得承认，当时的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年轻一代的大事件发生在2008年。2008年中国的一系列天灾人祸：雪灾、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 汶川地震等等，考验的是中国政府。用国家总理温家宝先生的话说，这是困难的一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如何，本质为何，中国社会的动员机制，在国家和地区、 个人之间的社会空间，等等，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得到检验。问题不在于这些事件实证了中国社会空间的逼仄，不在于几代人袖手、旁观着政府的角色表演：救火 队、维持会、宣传员，等等，而在于中国年轻一代从面目模糊、暧昧不清的生存中现身，坚定地参与了每一事件：做志愿者，为中国欢呼，为政府辩护。在国际社会 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抗议面前，中国的年轻人根本不买账，甚至拾起斗争话语，指责西方世界的歧视和敌意。年轻一代甚至诉诸人的本能反应，去对抗他们认为一切 不怀好意的西方事物，如抵制西方商品，拒绝到家乐福购物、拒绝到肯德基就餐。
中国年轻人的表现是如此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今天仍在网上进行口水战争。人们对其行为进行了种种命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集体主 义，等等。因为他们鲜明表达的，乃是跟西方文明或国际社会分庭抗礼的姿态，他们表达的是要教训他人、跟他人一决高下的优胜心。他们的姿态使得备受批评的中 国政府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中国政府的表现反而相形见绌。因为这些年轻人影响和作用了国际社会的文明氛围，中西之间、汉藏之间、台海之间、官民之间等等问 题，在这些年轻人那里，其分歧不可调和。在一方要求对话、理性辩难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不由分说地进行谩骂、恶毒攻击，甚至人身骚扰。
中国年轻一代的表现让世人忧喜交加。这一代年轻人生活在物质丰饶的社会，人们一度以为他们是吃喝玩乐的一代人，是远离政治的。今天，人们发现， 他们一点儿也没有非政治化、没有去政治化。人们同时担忧，这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如此诡异，他们对中国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他们会让中 国如何自处并与他人共处，这些问题直接关系世界的和平安危。一些悲观的观察家干脆挑明说，这一代人的诡异处其实就是非理性，在人权观念、温室效应、恐怖主 义、族群和解、全球化等等当代人类问题面前，中国年轻一代的表现是拒绝了解之同情，他们既像是中国义和团、红卫兵的衣钵传人，又像是德国纳粹、苏联青年近 卫军的中国盟友。他们参与的"中国的崛起"，要么与世界对抗为敌、要么沉醉于光荣孤立的幻觉中。
所有这些理解，这些预言，甚至对年轻一代的难以言喻的担忧，甚至我当年的期待，其实多不无片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都过于孤立地看待了这一代人。这一代人确实诡异，但其表现并非无迹可寻，他们的表现跟中国政府、国际社会有关，当然，更跟他们的父辈有着血肉关系。
他们的父辈大体上就是红卫兵一代人。那一代人当年受毛泽东号召，有着第三世界的超越梦想，在敌视传统、敌视文明世界的幻觉中挥霍了自己的青春。 他们做红卫兵时看不起父辈，而只认毛泽东及其中共，以为人生幸福感空前绝后，自己躬逢开辟新天新地的好时代。在毛和中共的领导下，他们学会的是服从，而无 需任何文化、知识、教养；他们知道的是融入当下集体的怀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文化大革命，这一被胡锦涛先生近年指斥的"浩劫 "还没有结束，红卫兵一代"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即已成为过去。
当红卫兵一代大梦醒来，进入人生的中年时，他们又要求补偿耗费了的青春，他们有着补课、补偿的人生心理。他们曾经肯定自己躬逢盛世，这一次他们 又肯定自己发现了人生的真谛：他们步入社会，孤独然而实在地跟中国社会发生利害关系社会时，他们以为自己成熟、看透造化的把戏了。他们总以为自己是人类世 界、宇宙万物的中心，他们在青春年少、中年或其他任何阶段都自以为独立地判断一切，予取予求；世间的一切都是也必须是注解其意志的。台湾、美国、民众的前 途，乃至历史都是也必须是符合其预想，都是也必须是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否则，那些国家、地区、民众等就只配被诅咒。
实际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心智，不过表明他们在生命进化的某一阶梯上止步不前。这并不是说只有他们一代人或只有他们那一代中国人有此心智，不 少受殖民地解放理论影响的人多驻留于这种心智。这种心智即使遭遇失落，但他们心中隐秘的梦想、意志从未丧失。比如赶英超美的梦想，仍是中国红卫兵一代心中 的情结。即使他们到了美国、英国，他们最有代表性的感受就是，不过如此。同时，他们又极在乎在某一方面在某一细节上对英美的超越。经历了社会主义的低潮之 后，在反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之际，这一代人似乎发现，机会又来临了。就像前两年，反全球化示威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之际，一个美洲的左翼工人代表、跟红卫 兵同龄者感叹的：我们一度以为，我们这一代人跟美国一较短长的梦想，在有生之年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中国的红卫兵一代曾经失落过，他们失落的时候觉得自己上当受骗，觉得自己的青春被浪费了，自己的人生简直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他们的孩子，就是 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被称为80后的中国人。80后一代人，生活在红卫兵一代的家庭里，自然难有什么家教。红卫兵一代难以给予孩子们思想、学识、信仰等 等，他们也难以自信教育孩子如何待人接物、知书识礼，如何自处并跟他人共处。因此，尽管80后的年轻一代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他们的心智、思维也是 极为简单的。他们的生命成长中缺乏家教一环，缺少社会教育一环，他们受到的教育只是学校教育或说中共的教育。跟父辈比，他们接触到的知识、信息虽然是极大 丰富的，但这并不妨碍这父子两代人心智的简单同构。
不仅如此，80后的一代人正跟中国政府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时，而中国政府的改革，如众所周知，是以经济行贿等手段回答政权的合法性危 机。这种经济行贿，以联产承包、发奖金、鼓励第二职业、股份制等形式，先后使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等社会阶层进入了向钱看、小富即安、小康即堕的 状态。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取向的政权生存策略既带来了经济片面而空前的繁荣，也带来了全社会的拜金主义、唯物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或时代精神极大影响了80后 的一代人。跟他们的父辈相比，红卫兵至少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使命感，而80后的一代人只有人生的简单占有感。学校教育或中共教育则赋予了他们生存的虚 伪、虚无意识，以及关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百年积弱受辱一类的文明破碎感和知识破碎感。
80后一代在这些虚无、罪错的生存环境里成长，他们多有自我中心意识，而少有人类意识；他们多有合群思想，而少有个性思想；他们多有势利心理，而少有同情心理；他们多有丛林意识，而少有社会意识。
除了父辈、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政府以暴力、经济行贿等手段解决正当性问题的三十年来，中 国跟西方经历了冷战、后冷战、全球化三个时代的关系变迁。无论冷战时代的对抗，还是后冷战的"战略围堵"，抑或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伙伴关系，国际社会一直对 中国有着批评，好奇，猜疑，攻击。由于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等先后成为西方世界关注的头等大事，中国奉行"决不当头"的韬光养晦策略发挥的绩效，使得国际社 会对中国从未构筑压力。反倒是中国人自己在冷战时期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亡我之心不死，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地位相当重要，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要毁灭的中国是"世 界革命的中心"和"第三世界的领袖"。一直到邓小平70年代末复出后认定中近期不会有世界大战，国际环境对我有利，定下埋头发展经济的国策，这种一厢情愿 的紧张心理才消除，中国才获得了经济腾飞的机遇。
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构成压力，所有经历过美苏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学家和分析家们大概都会承认这一点。即使80年代末、90年 代初中外关系一度紧张，但很快进入了更为密切的阶段。但这一切并不是说国际社会很了解并支持中国，相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分析，批评或支持始终停留 在极为肤浅的程度上。从最初隔绝状态的一无所知，胡乱发挥想象力，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初步接触，到今天如此频繁的交往。中国和中国人始终是外人眼中的一个 谜。国际社会一直努力了解中国，但无论如何比附中国，像非洲，像印度，还是跟伊斯兰世界同类，国际社会没能打开中国心灵的大门。它的中国想象在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媒体、政客、商人、观光客们的自以为是。由于这种自以为是，使得有些西方世界的民众至今搞不清楚大陆中国跟台湾地区的大小，至今搞不清楚中国内地跟 西藏地区的关系，至今搞不清楚中国发展跟肯尼亚发展的差异。
公正地说，国际社会对中国有着想象的善意，甚至有着想象的幽默。中国的对内宣传，极圆熟地利用了这些善意，即使批评中国、攻击中国的言行，中国 政府也为我所用；更不用说，反华势力在中国宣传里向来是唤起民气的好材料。三十年来，在中国的宣传里，中国的朋友始终遍天下，中国的发展得到了全世界的赞 扬和支持。国际社会几乎自始至终地对中国社会实行着独特的"最惠国待遇"，从政府到各种国际组织的官员、专家，多异口同声地赞扬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 并给中国的发展命名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等。如果说，在冷战前后，中国进口的这些国际舆论尚是片面之辞；那么，在中国跟国际接轨多年，中外交往 不再让中国人感到新鲜的近十年来，中国人确实看到大量的老外面孔在被访谈时，他们说出的话多是称赞中国。甚至天灾人祸，比如地震，中国人看到、听到的也多 是某某国家的报纸、政要在称赞中国政府的作为，说是他们相信中国政府的能力，说是他们为中国政府重视人民生命的行为而感动。
这些众口一词的恭维、看中国脸色，往好的动机说是绥靖、权宜，往坏里说，则是十足的势利。如前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紧张的局面，西方人一 度宣扬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也最终是西方人主动让步，包容了中国。即使有批评中国的言论，有围堵中国的战略，但这些纸上作业要么被隔绝，中国人听不到这些 声音；要么被利用来作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妖魔化证据。
这种绥靖、势利的声音，或"妖魔化中国"的声音，给了80后一代极其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他们不相信文明的善意、人类的道德，不相信世界或国际 社会的公理，不相信普世价值。他们相信强者。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阐述者王小东先生就一再强调，西方世界在道德上并没有进步多少，西方人跟中国人比并不高尚 一等。甚至说，80后一代相信中国。他们在宣传教育中得到的印象不是中国需要世界，而是世界需要中国，不是中国求于西方，而是西方求于中国的市场、人力甚 至资本。因此，80后人接触到国际社会的文明礼仪后，不免觉其虚伪，他们无家教的生活习惯觉得直截了当比繁文缛节更爽快。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妖魔化"不是在2008年才开始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也不始于今日，有人统计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媒体对 中国的负面报道就是正面报道的好几倍。但只有2008年，西方对中国的不公正及其媒体的歪曲报道才成为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尤其成为80后一代人关心的大 事。在少不更事的80后一代人看来，2008年的国际社会似乎对中国突然变脸，成心跟中国为难，即使国际社会批评、抗议的是中国政府，80后的一代人也认 定这是西方人有意跟中国为敌。
2008年因此成为80后一代浮出中国历史地表的年代。自1989年以来，至少有两代人消失在经济行贿的中国生活中，而难以为中国的发展打上自 己一代人的烙印。因此，无论人们多么担心80后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担心他们的非理性，80后一代仍是幸运的，他们遭遇了历史，并从中国政府背后挺身而 出。无论他们今后如何，他们将跟做红卫兵的父辈一样进入了历史。
当然，这样说似乎高抬了这一代人。比起他们的父辈，他们当下的表现只能说进入了中外关系史。他们的父辈至少有过砸碎中国官僚制度的行动和愿心， 有过跟中国文化传统决裂的勇气：红卫兵一代是中国历史的不幸产物，是为历史原谅悲悯的一代。但80后一代抵制外人似乎如戏如剧，他们是中外共同孕育的产 儿：80后一代是最不知责任为何物的一代。他们的父辈至少有过人生、人性崇高的闪光时刻，80后一代却是享乐主义者的天然传人。红卫兵一代有过不饮盗泉之 水的人性尊严、价值追求，但80后一代却是笑贫不笑娼的实用者。他们的父辈有着个性独立的孤胆情怀，红卫兵一代写大字报时几乎多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 行为，是对自己和自己追求的真理负责任的个体。但80后一代却多是佚名的，穿着马甲的，是放纵人性之恶进入网络狂欢的群众演员。更不用说，比起他们的父 辈，80后一代的社会化程度是极低的，他们甚至未完成社会圈子化、集体化，他们幸运地代表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但他们远未构成力量。
80后一代是否会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转向？这是一个伪问题，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无论纳粹、青年近卫军还是红卫兵，他们都有自己的头脑并 集体地拥有一颗头脑。他们依附的社会组织则有着大大小小的克隆式头脑。红卫兵当年仅北京地区就有自己的五大领袖，大陆中国各地更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司令、主 任、委员、总指挥，无数的被"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激励出来的组织天才和思辨天才，虽然消失但仍闪光一时的民间思想者。但80后一代的民族主义却是无脑 的。"胡哥"、"胡锦涛爷爷"，或温家宝先生，都不是80后一代人的头脑。他们自己更没有表现出头脑、肝胆和气魄。中文网上有一个骂人的词："脑残者"， 这用在80后的社会表演上，虽不中，亦不远。
相信中国是容易的，挺身而出也是容易的，但几代中国人的共同历史任务不是到头来的一代代轮回，不是总要期待新一代人去实现自己上一代人的梦想。 几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不是轮回地进入了一代人集体的汪洋大海，而是要自己从集体迷狂的气氛里淡出、站出来独立。因此，具体到80后新一代人，他们的问题仍 在于，能否使自己和自己这一代人真正立足于历史、人生天地，能否切实地、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跟上几代人合作，共同变革中国，使中国真正成为人类的文明 家园，成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中共十七大语）的和谐社会。在80后一代的集体狂热中，爱因斯坦"致后代人"的话仍值 得铭记：假如你们的行为不比我们现在或过去的行为更公正、更平和、思想不能更理性的话，那么你们就等着被魔鬼带走吧。因为中国的几代人，包括他们的父辈红 卫兵一代，都已经被魔鬼带走了。
因此，世界对80后的期待也许仍是想当然的。如果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期待他们就是雾里看花，不负责任，也不着边际。当然，在向这一代人致意 时，我们仍得要像爱因斯坦那样提醒他们：在合群而大的集体行动和社会生活中，切要记住保留自己最真实的判断，并尊重一切不同的、哪怕最刺耳最恶毒的声音。
事实上，80后一代人中早有最个性的表达，只是因为中国生活的集体逻辑，使得这些富有时代气息、最宝贵的生命情怀被淹没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了。 如中国人所知，即使北京奥运这样的国际盛会，中国的年轻人也以摇滚说唱形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仍在进行时的汶川地震国难，即使中国人几乎都沉浸在悲情、 感动、志愿的氛围里，80后一代人表现得更让人刮目相看，但他们中间仍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比如一个年轻的诗人写道："今夜，我们不是汶川人。我们不 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我们感到的仅是我们----活在生者中的生者----感受到的。我们还要四处渲染感动、渲染悲悯，渲染自己干了点什么，还美滋滋地 谈起自己收获了什么......那是多么多么地，恬不知耻。"一个80后的网友这么写道："我离这个还很远吧。这是对我自己来说的。但是，就像一口痰卡在 了胸口里，围绕地震的信息快让人发疯了，这个操逼世界没事儿的时候就一贯操蛋，有事儿的时候他这种操蛋更超出我的想象。我在强迫症般地关心这些，实在是心 绪难平。又说不出话来，人可以作的是什么，永远都是恶，可以行的才是善。说不出话来，这让我行善无门。就让他们众志成城，慷慨赴死去吧。都是跟上帝学的， 慷慨，上帝给你们的震也来得慷慨。"一个诗人则对人们刻意把地震总结出来的中国民族精神进行反思：灾难当前，人们被唤起的同情心、怜悯心、不忍之心、爱心 都是"人同此心"，不分彼此的心。它不是"爱国心"、"民族心"和"中国心"，或者不主要的是这些"心"。灾难当前，无论是汉族、少数民族或者其它国家的 救援都是救援，不分档次等级。一方是受难者，一方是救难的人，再无其他，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简单吗？一个心怀仁慈、对落难者施以援手的人在别的国度、别的 民族、别的灾难面前，只要时机合适也一样会施以援手。不作这样的理解，就是对救援者的贬低，也是对救援工作所具有的精神超越意义的贬低。可以说，这些年轻 一代的言说与思想，都是跟集体保持距离之后人类个体最真实的经验。
因此，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关注，学者、长者，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应该抱有跟报人不同的态度。报人追逐新闻看点，喜欢跟风，媚俗；社会舆论则应该关 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关注他们的个性思考和行动。健全的个人占社会的比例越大，社会越趋于合理，越趋近于文明。文明社会在跟年轻一代的互动中，相 互辅成，并各自日臻完善。在跟年轻一代相处时，我们最需要敲打他们、提醒他们的乃是：你们中间还有不属于集体的人吗？借用马克思的"属人"原则，你们能够 组成属人的也即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吗？我们除了旁观年轻一代的表现，还需要我们自己先伸出手来：我们能够走到一起，因为我们同为人类。
曾金燕: 我的告白
曾金燕: 我的告白
胡佳的第２２封信到了，但是第１９封和第２１封信已经被没收。我替宝宝写的日志，寄给胡佳了，不过其中的两页也没收了。胡佳几乎没在信里谈监狱里的事情，只是说他感冒了，发烧了，考试只考了一门。我们的见面交谈和家信，绝大部分是生活中的小事，孩子的成长，再多谈些别的，谈话就得中断，家信就得面临被没收的命运。
今天带着宝宝去看爷爷奶奶，下午国保找我谈话，见面初我认真地说，我已经非常疲惫，在崩溃的边缘。如果有好消息，请说，如果是不愉快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国保说有些话还是要说……
回去的时候，在四惠公交车站坐车，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当众流泪了。已经记不得上一次哭泣，也许是胡佳被宣判入狱那一天？
晚上回到自由城，进围盒的时候，便衣警察在明亮的灯光下警觉地看着我，还是一个普通摄像头一个红外感应摄像头安在入口处。每次抬头都感觉眼前突然一道血光。
现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国保警方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和对胡佳的一个交代，将来胡佳有机会看到，他会明白的。
你们要延长胡佳的刑期，或者加重他的刑罚，我当然反对，但是我也毫无办法。如果你们提前释放胡佳，我当然是欢迎，我恨不得他马上回来。胡佳和我做的环保、艾滋病、人权工作，也许工作方式上有不成熟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批评指正。但是我们既没有军队，也没有政党，更没有所谓的阴谋。也许是我们太傻太简单，也许是我们太无能为力，我们所想的，只是能救一个就是一个，莫以善小而不为。
你们要我做胡佳的思想工作，让他早日回归社会，我何尝不想他早日回家。但是我没有任何积极的机会，我连和胡佳写信谈谈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信件都要没收，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只剩下半条命在折腾，为了孩子努力活着。如 果你们要我的臭皮囊而不要我的独立的精神和意志，那我要这副臭皮囊干什么呢！如果我的精神和意志消失了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法，对我来说我的臭皮囊消失了才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法。可是只有神才有权利这么做。我们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生命。世间的诸种罪恶，除了一个生命剥夺自己或另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还包括一个生命奴役另一个生命的精神和肉体。
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我连照顾自己的孩子都忙不过来，她似乎是强烈地感到不安全，时刻害怕失去我，黏住我不放，害得我吃不上热饭菜，腰酸背疼手发软，缺觉精神恍惚……我更无力应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诸种事情。你们对什么机构不满，对什么人不满，你们对谁的言论不满，直接找他们说去。我无能力、也无权利要求别人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做好事者自然会得到赞扬，作恶事者早晚都会被唾骂，这是中国乃 至世界通行的无需细说的道理。
刚才看到“新华网北京11月4日电 日前，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获悉，中国政府决定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未来两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规划……
中国明年将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
外交部：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促进人权”
尊重人权，讲人道、尊重人类尊严是最基础的东西。而你们敢回看自己的所作所为吗？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给我带来的痛苦和折磨，都是以践踏人权为基础。
我祈求，万能的佛祖，请给我信心，请牵一牵我冰冷的双手，请把您的慈悲带给我，止住我的眼泪和悲伤，止住我那颗软弱的心下沉绝望。
附：
胡佳简介【维基百科】
胡佳（1973年7月25日－），原名胡嘉，网名freeborn，祖籍安徽芜湖，出生于北京，藏传佛教信徒。1996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信息工程专业。胡佳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环保志愿者和艾滋病工作的活动者，曾是野牦牛队的编外队员、藏羚网负责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爱源汇的创建者之一；同时他也致力于民主与人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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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背景
2 参与环保行动
3 艾滋病志愿工作
4 软禁与拘押
5 入狱
6 得奖
7 参见
8 参考资料
9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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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
胡佳、曾金燕夫妇
胡佳父母分别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后被下放到河北、甘肃及湖南等偏远地区劳动。1973年胡佳出生时母亲已经36岁。父母被迫分居两地，胡佳由父亲抚养。1978年邓小平当政后，右派的名誉被恢复，胡佳一家得以团聚。1989年起，胡佳一直坚持素食。1997年胡佳皈依佛教。2005年7月28日，胡佳与曾金燕登记结婚。2007年，他的女儿胡谦慈出生。
·参与环保行动
1996年，还在大学读书的胡佳，看到了《人民日报》2月9日登载的《一位日本老人与中国汉子的沙漠奇缘》一文，该文介绍了日本九旬老人远山正瑛连续六年，长期待在内蒙古的恩格贝沙漠植树造林。胡佳看后，寄了100元过去，这是当地收到的第一笔国内捐款。胡佳同好友林易商议后，于3月23日，前往恩格贝沙漠，跟日本老人及当地工作人员一起植树一星期。
同年胡佳加入了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1996年8月，自然之友组织第一次志愿者活动，一行80多人前往恩格贝沙漠植树造林。同年参与创建中国绿色大学生论坛。
1996年7月到1997年7月，胡佳在北京电视台的环保节目《走进自然》担任编导。
1997年3月，胡佳参与大学生环保组织山诺会活动：看护北京紫竹院公园里的一对大雁，以防正在孵化的大雁蛋卵被偷走，后取得成效。
同年7月到8月，胡佳等“97大学生绿色营”30人赴西藏林芝地区考察森林生态及地方宗教文化对环境保护的影响。胡佳曾先后三次赴青藏高原考察。
1998年，湖北石首天鹅洲麋鹿保护区中的麋鹿，因为洪水受困。胡佳受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委派，前往实地考察，回来后即给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发报告，该基金会拨款5000美元予以救助，胡佳与中国代表葛芮一起前往湖北救助麋鹿。
1998年下半年，青海治多县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受邀来到北京，自然之友委派胡佳陪同其在北京的活动。1999年8月，胡佳进入可可西里北沿，接应野牦牛队。同时也成为了野牦牛队的一员。[1]
1999年9月到2000年4月，胡佳担任香港地球之友的驻北京代表。
2000年春，胡佳改创了藏羚网，该网站成为宣传保护藏羚羊的重要中文网站。
艾滋病志愿工作
2000年7月，胡佳通过王力雄，认识了爱知行动（美国民主基金会为该组织的赞助者之一）[2]的项目负责人万延海，在万延海的影响下，胡佳开始关注中国的艾滋病状况。2002年8月24日，万延海被中国安全部门秘密拘押，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9月20日，万延海获释。在此期间胡佳担任了爱知行动的项目协调人。
2001年9月11日—11月7日，胡佳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接受环保培训。
2002年11月9日，21岁的学生刘荻被拘捕。2003年3月，胡佳参与了呼吁释放刘荻的签名活动。10月，胡佳前往北京市公安局，申请要求释放刘荻的示威游行，没有得到批准。
2003年6月至8月，胡佳作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赴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艾滋病考察访问活动。[3][4]
2004年5月，胡佳与岑舒远等人在北京注册成立了北京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由志愿者从事非营利的艾滋病公益活动。
·软禁与拘押
2004年
4月初，由于担心胡佳在清明节期间组织纪念六四15周年的活动，胡佳被国保支队成员拘押了2天。[5]
4月15日，胡佳为纪念胡耀邦逝世15周年，到天安门广场献花，被当地警方拘捕，警方后要求胡佳母亲带胡佳去做精神鉴定，家人认为胡佳精神正常，未予前往。[6][7]
5月底，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前往河南，出席全球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GAP）在该省的启动仪式，并考察艾滋病高发村，在此期间，胡佳被软禁在家。[8]
6月3日，胡佳被国保支队从家中带走，拘押在一地下室，6月6日获释。[9]
2005年
2月15日上午，胡佳等数十名中国保钓人士以及一些北京市民前往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前示威，以抗议日本政府宣布将在钓鱼岛上修建灯塔。[10][11]2003年，胡佳就曾参与过保钓活动。
4月28日到5月4日，有报道指，胡佳被国保支队成员从父亲的家中带走拘押，期间遭到暴力侵犯。[12]
8月29日到9月2日，联合国副秘书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尔布尔女士等联合国官员访问中国时[13]，胡佳被软禁在家。
11月，中国艾滋病防治会议在郑州举行，胡佳在递交请愿信时曾被当地公安人员带走，后被警方带离郑州。
2006年
1月中旬，时逢中国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一周年，胡佳被软禁在家。
郭飞雄于2月3日，遭暴力袭击，他怀疑是受警方指示或系秘密警察所为。由于通过法律途径无法防止可能的进一步迫害，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于次日发起维权绝食接力，声援受迫害的维权者。2月6日，胡佳、齐志勇公开接力绝食，表示声援。
2月7日，胡佳辞去了在爱源汇的职务。
2月16日上午9:00-10:00之间，胡佳失踪，由于此前胡佳一直在中国安全部门人员的监控之下，外界普遍推测，胡佳是被秘密拘押到了某处。在此期间，中国大陆公开参与接力绝食的人，其中已经有多人被软禁、拘捕。但警方否认带走了胡佳。[14]
胡佳的家人，包括妻子曾金燕，多次前往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检察院，但毫无结果。曾金燕公开了自己的blog：寻找胡佳，坚持每天写作，许多网友留言表示同情、支持。[15]
2月23日，国际特赦组织发布了一封关注胡佳去向的信件。同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向中国卫生部询问关于胡佳失踪的事件，呼吁中国政府展开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回答有关胡佳下落的记者提问时称，中国政府不会仅仅因为表述异议就逮捕某个人。
3月3日，国际环保组织Global Response发布了一封关注胡佳去向的呼吁信。
3月10日，国际艾滋病组织The AIDS Policy Project发表了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公开信，关注胡佳失踪事件。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会就胡佳失踪事件与中国政府联系。[16]
3月13日，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发表了关于艾滋病工作者胡佳失踪的声明。
3月21日，曾金燕几经周折终于举行了中外记者见面会，有二十多家媒体参与采访。[17][18][19]
3月22日，中国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回答记者有关胡佳的提问时表示不知道胡佳在哪儿，并称与民间艾滋病组织合作良好。同日，数十名艾滋病活跃人士等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巴黎使馆、驻美国华盛顿使馆、驻纽约领事馆抗议，要求尽快释放胡佳，其中有打出标语“FIGHT AIDS, NOT AIDS ACTIVISTS”（与艾滋病斗，不是与艾滋病工作者斗）[20][21]
3月28日中午，在失踪41天后，胡佳获释。胡佳接受采访时表示，秘密拘禁他的正是一再否认带走他的国保，并且当地派出所是直接执行机构。[22]根据曾金燕透露，此后胡佳一直被软禁在家，直至2007年2月。
2007年
4月10日，有报道指，由于对外公开了高智晟的谈话，[23]胡再一次被软禁。[24]
5月20日，胡佳在买菜路上被人殴打，他认为是“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安总队秘密警察”的人。[25]
10月24日，胡佳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致感谢信，对其9月会见达赖喇嘛表示支持。[26]在此之前，达赖曾经接见过曾金燕，并且为他们的孩子起了一个藏族名字。[27]
·入狱
2007年12月28日，胡佳被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2008年3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胡佳案举行了非公开的审理，胡佳在庭上进行了无罪辩护，法庭没有当庭宣判结果。[28][29]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中，被问及胡佳案时说，“您所提到的个案问题，我明确地讲，中国是法治国家，这些问题都会依法加以处理。所谓在奥运会之前抓捕异见人士，纯属无中生有，完全是不存在的。”[30]4月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胡佳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31]4月4日，新华社引用了胡佳的判决书中称，胡佳先后在境外网站发表两篇文章，恶意造谣、诽谤及煽动，妄图达到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2篇涉案文章分别题为《十七大之前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和《一国不需要两制》。[32]曾金燕就称，胡被定罪的证据是5篇文章：《林牧老先生于今日下午14：00前后过世》、《郭飞雄和江伟与〈沈阳政坛地震〉》、《一国无需两制》、《中共十七大之前 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和《国庆及十七大来临 警方连续侵犯公民权利》和2次采访：《胡佳谈高智晟律师被绑架前后的情况》及《向专制的体制发起和平的挑战》。[33]
·得奖
2007年，无国界记者组织首度颁发的“中国奖”，由北京知名维权人士胡佳、曾金燕夫妇共同获得。[34]
2008年，巴黎市政府授予胡佳巴黎荣誉市民。[35]
2008年9月，有报道指胡佳是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并很有可能获奖。[36]9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可能授予胡佳，你对此有何评论？”时，刘回答：“关于你的问题，我无法确认你的消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诺贝尔和平奖是授予真正维护世界和平的人，那就应该授给正确的人。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在这一问题上能作出正确决定，不要做违背诺贝尔和平奖初衷、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37]10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指，胡佳是一名罪犯，他犯了“煽动颠覆国家罪”，不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把这个所谓的奖项授予这样的人，那将是对中国内政、司法独立和主权的粗暴干涉。[38][39][40]
2008年10月23日，欧洲议会宣布，将2008年度萨哈罗夫奖授予胡佳。而在此前，中国方面曾为了阻碍胡佳获奖而对欧洲议会广泛施加压力，中国驻欧盟使团指胡佳“散布谣言、煽动颠覆政府”和“非法和外国人接触”。该团团长宋哲在向欧洲议会主席波特林递交的警告信中称，如果胡佳获得萨哈罗夫奖，这将“严重损害”中欧关系，且会“再次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41][42]在欧洲议会授予胡佳奖项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欧洲有关方面。[43]
胡佳的第２２封信到了，但是第１９封和第２１封信已经被没收。我替宝宝写的日志，寄给胡佳了，不过其中的两页也没收了。胡佳几乎没在信里谈监狱里的事情，只是说他感冒了，发烧了，考试只考了一门。我们的见面交谈和家信，绝大部分是生活中的小事，孩子的成长，再多谈些别的，谈话就得中断，家信就得面临被没收的命运。
今天带着宝宝去看爷爷奶奶，下午国保找我谈话，见面初我认真地说，我已经非常疲惫，在崩溃的边缘。如果有好消息，请说，如果是不愉快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国保说有些话还是要说……
回去的时候，在四惠公交车站坐车，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当众流泪了。已经记不得上一次哭泣，也许是胡佳被宣判入狱那一天？
晚上回到自由城，进围盒的时候，便衣警察在明亮的灯光下警觉地看着我，还是一个普通摄像头一个红外感应摄像头安在入口处。每次抬头都感觉眼前突然一道血光。
现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国保警方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和对胡佳的一个交代，将来胡佳有机会看到，他会明白的。
你们要延长胡佳的刑期，或者加重他的刑罚，我当然反对，但是我也毫无办法。如果你们提前释放胡佳，我当然是欢迎，我恨不得他马上回来。胡佳和我做的环保、艾滋病、人权工作，也许工作方式上有不成熟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批评指正。但是我们既没有军队，也没有政党，更没有所谓的阴谋。也许是我们太傻太简单，也许是我们太无能为力，我们所想的，只是能救一个就是一个，莫以善小而不为。
你们要我做胡佳的思想工作，让他早日回归社会，我何尝不想他早日回家。但是我没有任何积极的机会，我连和胡佳写信谈谈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信件都要没收，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只剩下半条命在折腾，为了孩子努力活着。如 果你们要我的臭皮囊而不要我的独立的精神和意志，那我要这副臭皮囊干什么呢！如果我的精神和意志消失了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法，对我来说我的臭皮囊消失了才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法。可是只有神才有权利这么做。我们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生命。世间的诸种罪恶，除了一个生命剥夺自己或另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还包括一个生命奴役另一个生命的精神和肉体。
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我连照顾自己的孩子都忙不过来，她似乎是强烈地感到不安全，时刻害怕失去我，黏住我不放，害得我吃不上热饭菜，腰酸背疼手发软，缺觉精神恍惚……我更无力应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诸种事情。你们对什么机构不满，对什么人不满，你们对谁的言论不满，直接找他们说去。我无能力、也无权利要求别人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做好事者自然会得到赞扬，作恶事者早晚都会被唾骂，这是中国乃 至世界通行的无需细说的道理。
刚才看到“新华网北京11月4日电 日前，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获悉，中国政府决定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未来两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规划……
中国明年将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
外交部：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促进人权”
尊重人权，讲人道、尊重人类尊严是最基础的东西。而你们敢回看自己的所作所为吗？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给我带来的痛苦和折磨，都是以践踏人权为基础。
我祈求，万能的佛祖，请给我信心，请牵一牵我冰冷的双手，请把您的慈悲带给我，止住我的眼泪和悲伤，止住我那颗软弱的心下沉绝望。
附：
胡佳简介【维基百科】
胡佳（1973年7月25日－），原名胡嘉，网名freeborn，祖籍安徽芜湖，出生于北京，藏传佛教信徒。1996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信息工程专业。胡佳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环保志愿者和艾滋病工作的活动者，曾是野牦牛队的编外队员、藏羚网负责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爱源汇的创建者之一；同时他也致力于民主与人权斗争。
目录[隐藏]
1 家庭背景
2 参与环保行动
3 艾滋病志愿工作
4 软禁与拘押
5 入狱
6 得奖
7 参见
8 参考资料
9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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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
胡佳、曾金燕夫妇
胡佳父母分别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后被下放到河北、甘肃及湖南等偏远地区劳动。1973年胡佳出生时母亲已经36岁。父母被迫分居两地，胡佳由父亲抚养。1978年邓小平当政后，右派的名誉被恢复，胡佳一家得以团聚。1989年起，胡佳一直坚持素食。1997年胡佳皈依佛教。2005年7月28日，胡佳与曾金燕登记结婚。2007年，他的女儿胡谦慈出生。
·参与环保行动
1996年，还在大学读书的胡佳，看到了《人民日报》2月9日登载的《一位日本老人与中国汉子的沙漠奇缘》一文，该文介绍了日本九旬老人远山正瑛连续六年，长期待在内蒙古的恩格贝沙漠植树造林。胡佳看后，寄了100元过去，这是当地收到的第一笔国内捐款。胡佳同好友林易商议后，于3月23日，前往恩格贝沙漠，跟日本老人及当地工作人员一起植树一星期。
同年胡佳加入了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1996年8月，自然之友组织第一次志愿者活动，一行80多人前往恩格贝沙漠植树造林。同年参与创建中国绿色大学生论坛。
1996年7月到1997年7月，胡佳在北京电视台的环保节目《走进自然》担任编导。
1997年3月，胡佳参与大学生环保组织山诺会活动：看护北京紫竹院公园里的一对大雁，以防正在孵化的大雁蛋卵被偷走，后取得成效。
同年7月到8月，胡佳等“97大学生绿色营”30人赴西藏林芝地区考察森林生态及地方宗教文化对环境保护的影响。胡佳曾先后三次赴青藏高原考察。
1998年，湖北石首天鹅洲麋鹿保护区中的麋鹿，因为洪水受困。胡佳受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委派，前往实地考察，回来后即给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发报告，该基金会拨款5000美元予以救助，胡佳与中国代表葛芮一起前往湖北救助麋鹿。
1998年下半年，青海治多县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受邀来到北京，自然之友委派胡佳陪同其在北京的活动。1999年8月，胡佳进入可可西里北沿，接应野牦牛队。同时也成为了野牦牛队的一员。[1]
1999年9月到2000年4月，胡佳担任香港地球之友的驻北京代表。
2000年春，胡佳改创了藏羚网，该网站成为宣传保护藏羚羊的重要中文网站。
艾滋病志愿工作
2000年7月，胡佳通过王力雄，认识了爱知行动（美国民主基金会为该组织的赞助者之一）[2]的项目负责人万延海，在万延海的影响下，胡佳开始关注中国的艾滋病状况。2002年8月24日，万延海被中国安全部门秘密拘押，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9月20日，万延海获释。在此期间胡佳担任了爱知行动的项目协调人。
2001年9月11日—11月7日，胡佳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接受环保培训。
2002年11月9日，21岁的学生刘荻被拘捕。2003年3月，胡佳参与了呼吁释放刘荻的签名活动。10月，胡佳前往北京市公安局，申请要求释放刘荻的示威游行，没有得到批准。
2003年6月至8月，胡佳作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赴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艾滋病考察访问活动。[3][4]
2004年5月，胡佳与岑舒远等人在北京注册成立了北京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由志愿者从事非营利的艾滋病公益活动。
·软禁与拘押
2004年
4月初，由于担心胡佳在清明节期间组织纪念六四15周年的活动，胡佳被国保支队成员拘押了2天。[5]
4月15日，胡佳为纪念胡耀邦逝世15周年，到天安门广场献花，被当地警方拘捕，警方后要求胡佳母亲带胡佳去做精神鉴定，家人认为胡佳精神正常，未予前往。[6][7]
5月底，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前往河南，出席全球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GAP）在该省的启动仪式，并考察艾滋病高发村，在此期间，胡佳被软禁在家。[8]
6月3日，胡佳被国保支队从家中带走，拘押在一地下室，6月6日获释。[9]
2005年
2月15日上午，胡佳等数十名中国保钓人士以及一些北京市民前往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前示威，以抗议日本政府宣布将在钓鱼岛上修建灯塔。[10][11]2003年，胡佳就曾参与过保钓活动。
4月28日到5月4日，有报道指，胡佳被国保支队成员从父亲的家中带走拘押，期间遭到暴力侵犯。[12]
8月29日到9月2日，联合国副秘书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尔布尔女士等联合国官员访问中国时[13]，胡佳被软禁在家。
11月，中国艾滋病防治会议在郑州举行，胡佳在递交请愿信时曾被当地公安人员带走，后被警方带离郑州。
2006年
1月中旬，时逢中国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一周年，胡佳被软禁在家。
郭飞雄于2月3日，遭暴力袭击，他怀疑是受警方指示或系秘密警察所为。由于通过法律途径无法防止可能的进一步迫害，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于次日发起维权绝食接力，声援受迫害的维权者。2月6日，胡佳、齐志勇公开接力绝食，表示声援。
2月7日，胡佳辞去了在爱源汇的职务。
2月16日上午9:00-10:00之间，胡佳失踪，由于此前胡佳一直在中国安全部门人员的监控之下，外界普遍推测，胡佳是被秘密拘押到了某处。在此期间，中国大陆公开参与接力绝食的人，其中已经有多人被软禁、拘捕。但警方否认带走了胡佳。[14]
胡佳的家人，包括妻子曾金燕，多次前往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检察院，但毫无结果。曾金燕公开了自己的blog：寻找胡佳，坚持每天写作，许多网友留言表示同情、支持。[15]
2月23日，国际特赦组织发布了一封关注胡佳去向的信件。同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向中国卫生部询问关于胡佳失踪的事件，呼吁中国政府展开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回答有关胡佳下落的记者提问时称，中国政府不会仅仅因为表述异议就逮捕某个人。
3月3日，国际环保组织Global Response发布了一封关注胡佳去向的呼吁信。
3月10日，国际艾滋病组织The AIDS Policy Project发表了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公开信，关注胡佳失踪事件。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会就胡佳失踪事件与中国政府联系。[16]
3月13日，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发表了关于艾滋病工作者胡佳失踪的声明。
3月21日，曾金燕几经周折终于举行了中外记者见面会，有二十多家媒体参与采访。[17][18][19]
3月22日，中国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回答记者有关胡佳的提问时表示不知道胡佳在哪儿，并称与民间艾滋病组织合作良好。同日，数十名艾滋病活跃人士等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巴黎使馆、驻美国华盛顿使馆、驻纽约领事馆抗议，要求尽快释放胡佳，其中有打出标语“FIGHT AIDS, NOT AIDS ACTIVISTS”（与艾滋病斗，不是与艾滋病工作者斗）[20][21]
3月28日中午，在失踪41天后，胡佳获释。胡佳接受采访时表示，秘密拘禁他的正是一再否认带走他的国保，并且当地派出所是直接执行机构。[22]根据曾金燕透露，此后胡佳一直被软禁在家，直至2007年2月。
2007年
4月10日，有报道指，由于对外公开了高智晟的谈话，[23]胡再一次被软禁。[24]
5月20日，胡佳在买菜路上被人殴打，他认为是“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安总队秘密警察”的人。[25]
10月24日，胡佳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致感谢信，对其9月会见达赖喇嘛表示支持。[26]在此之前，达赖曾经接见过曾金燕，并且为他们的孩子起了一个藏族名字。[27]
·入狱
2007年12月28日，胡佳被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2008年3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胡佳案举行了非公开的审理，胡佳在庭上进行了无罪辩护，法庭没有当庭宣判结果。[28][29]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中，被问及胡佳案时说，“您所提到的个案问题，我明确地讲，中国是法治国家，这些问题都会依法加以处理。所谓在奥运会之前抓捕异见人士，纯属无中生有，完全是不存在的。”[30]4月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胡佳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31]4月4日，新华社引用了胡佳的判决书中称，胡佳先后在境外网站发表两篇文章，恶意造谣、诽谤及煽动，妄图达到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2篇涉案文章分别题为《十七大之前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和《一国不需要两制》。[32]曾金燕就称，胡被定罪的证据是5篇文章：《林牧老先生于今日下午14：00前后过世》、《郭飞雄和江伟与〈沈阳政坛地震〉》、《一国无需两制》、《中共十七大之前 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和《国庆及十七大来临 警方连续侵犯公民权利》和2次采访：《胡佳谈高智晟律师被绑架前后的情况》及《向专制的体制发起和平的挑战》。[33]
·得奖
2007年，无国界记者组织首度颁发的“中国奖”，由北京知名维权人士胡佳、曾金燕夫妇共同获得。[34]
2008年，巴黎市政府授予胡佳巴黎荣誉市民。[35]
2008年9月，有报道指胡佳是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并很有可能获奖。[36]9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可能授予胡佳，你对此有何评论？”时，刘回答：“关于你的问题，我无法确认你的消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诺贝尔和平奖是授予真正维护世界和平的人，那就应该授给正确的人。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在这一问题上能作出正确决定，不要做违背诺贝尔和平奖初衷、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37]10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指，胡佳是一名罪犯，他犯了“煽动颠覆国家罪”，不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把这个所谓的奖项授予这样的人，那将是对中国内政、司法独立和主权的粗暴干涉。[38][39][40]
2008年10月23日，欧洲议会宣布，将2008年度萨哈罗夫奖授予胡佳。而在此前，中国方面曾为了阻碍胡佳获奖而对欧洲议会广泛施加压力，中国驻欧盟使团指胡佳“散布谣言、煽动颠覆政府”和“非法和外国人接触”。该团团长宋哲在向欧洲议会主席波特林递交的警告信中称，如果胡佳获得萨哈罗夫奖，这将“严重损害”中欧关系，且会“再次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41][42]在欧洲议会授予胡佳奖项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欧洲有关方面。[43]
2008年10月31日星期五
【小说】恩雅——荣耀大地
《荣耀大地》
作者：恩雅
于2000冬
一、站在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却进不去
“杜小姐，你不可以哭，我可以！”
我把电话挂掉，换了张小甜甜的CD，她说baby baby one more time.
杜小姐天真的可以，目前正为一个她的露水情人闹离婚，上个月我们在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她还晃着硕大的戒指劝我早点滚到美国去找张生。
那时候我是嫉妒她的，女人的天下全在她手上被阳光射地极其辉煌。
第二天杜先生来办公室找我，穿的象一只西装鸡，被领带勒的很紧张的脖子，无比纤细。
在公司楼下的西餐亭，问候了彼此的父母后，我们谈了会天气已及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喝到第三杯卡步及洛时他进入正题，宝宝最近和什么人来往的比较多啊？他显得小心翼翼。
“我！”我回答的计较干脆，随便看了下表。
“哦，她现在好象心事重重，你知道我对她是很好的”
“是的。我知道。”我又看了下表。
杜先生很有风度地了解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的，喊人来买单。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觉得自己有点过份。
咖啡凉了，白色的奶油漂浮着，不肯和它溶合。
晚上，我给杜宝宝小姐紧急发了封MAIL
你老公已经找过我，你自己注意。PS：日本的那个牌子别用了，报纸上说不安全。
他们结婚的时候，张生和我一起去的，两个人穿着牛仔裤大毛衣在一堆西装鸡套裙妹里面分外扎眼。“杜先生的朋友都是大腕啊！”张生看着门口一溜大奔感慨。
杜宝宝，没有朋友，除了我和张生，而且不是大腕。
没有人可以容忍她的虚荣和张扬，除了我。我觉得这样不坏，至少不做作，她喜欢她自己会争取，包括她现在的婚姻。
杜先生有钱，年纪大点无所谓，老夫爱少妻，我这么劝过她。
张生说我很俗气，一个年轻的女孩不应该这么教育另一个年轻的女孩的。
我跳起来喊，你多大？一个年轻的男孩这么教育另一个年轻的女孩？
他抓过我晃动的身体，丢在床上压在身下，扬言要压死我。
冷风一吹，桌上的图纸细碎做响，象张生抚摸我头发的声音。
又是后半夜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二、他们都说你是最后一个经过，逃避寒冷是我的命运。
入冬了，空气里有些寒冷，两年前的冬季，命运把你，一个穿白色运动鞋的你，推到了我的面前。
那是陈总为陈某办的一个派对，为了庆祝陈总独生女儿陈某安全的大学毕业，派对上似乎有很多人，他们穿的无比正直，表情刚毅。
我都忘记了我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别人都叫他陈总。或者陈查理。
我继承了这个姓，我叫陈某。
陈总原来是个农民企业家，小时候的陈某住在一个空气新鲜的村庄里，以后的事情变化的非常快，除了一场有关泥土地记忆，其它的全被抹去了。
说实话，我厌倦任何派对，它看起来象皮条客们的交易。
就象我厌倦陈逸飞的油画一样。
派对显得有些殖民色彩，那天有很过奇怪的名字
蒋比尔，穿着皮尔卡丼的那位，这个牌子和梦特娇一样让人起鸡皮疙瘩。
乔亦娜，比尔的女朋友，她怎么不叫乔莱文斯基。
李宋瑞文,精湛的化妆大师，比母亲活着时候的化妆水平高多了。
杜宝宝，刚进一家国企，没来的及取洋名字，会有的。
张生，跳舞时候踩到了我的脚你。
在那一个瞬间我和你只有0.00001米，我们在无数人的派对上举杯，大笑，分离。那个场景有点象王家卫的电影。
那年的冬天总是有下不完的雨，人们象雨滴那么拥挤。
我的汗毛在阳光下有金色的光环，据说是因为年轻。我在金色的太阳下没心没肺的上街，购物，游荡。
杜宝宝会时不时来蹭我的衣服，她工作很忙，而我不需要工作，我有陈查理先生。
陈某的小布尔乔亚在一个二流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培养的流光溢彩。
陈某的情人们要能说出蓝山咖啡的产地和范思哲的83道工序。
时尚在无聊时就是测试人与人间的距离游戏。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离我很近。
街上有寒冷空气，我生活在温室里，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命运。
三、宁愿活着，也不要孤独的死去
90年代的中国，政通人和。
孩子们不再耿耿于怀上大学，孩子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
女生的头发和裙子越来越短，男生们也开始流行打耳朵眼儿。
老女人们下岗，老男人们怀念70年代大锅饭。
有一批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被媒体关注，冠已了美女作家或者CEO的称谓。电子商务初次露面，达利策划在北京开一次画展。
李宋瑞文阿姨和陈查理先生约会，张生和我在街头偶遇。
人与人都是一场偶然，就象当年母亲被下放到农村，偶然有了我，必然嫁给了父亲。
我偶然去听了一场音乐会，偶然看见李阿姨挽着父亲的手进来，必然的对他们打了个招呼。
接下来，我想给杜宝宝打个电话，可是总是占线，在公用电话亭却偶然遇见张生，必然一古脑的听我说了一通。
父亲那晚轻轻敲了我的门，他小心地问：你不会生气的，对吗？
我说：爸爸，我们都害怕孤单。
父亲的眼睛有些混浊，他真的老了。
张生送我回家的路上，我知道他在准备考MBA，据说学费奇贵，目前很流行。我说：象我们这种学美术的人，毕业后几乎都被迫改行，市场经济是不需要艺术家的，比如杜宝宝现在在卖楼盘。
我不想改行，所以我总是无业。
母亲说过，女孩子读书是为了红袖添香，将来相夫教子的。
周末，我去给母亲扫墓。
墓地是母亲生病时自己选好的，边上留了父亲的位置。父亲坚持要这么做，农民嘛，都有点固执。
我不明白母亲当时为何要嫁给陈查理先生，她是大学教授的女儿，上山下乡时被下到父亲的村庄里。她却把自己的一辈子都交给了他，虽然她回城后完全可以离婚。
爷爷和母亲为此闹翻了，回城的那天，下很大的雨，母亲牵着我的手，始终挺直脊梁。
陈查理先生也是很争气的，人有些时候的争气完全是为了一场堵气，这点和小孩子没什么区别。
女人总有种神奇的力量，母亲尤其具备。我慢慢习惯城市了，父亲已农转非了，除了爷爷始终不肯承认母亲这场婚姻外，历史已渐渐的平静。
母亲走的很安祥，连墓地都能为自己预备好的人，她功德圆满了。
我给母亲磕了三个头，与她的照片对视，是的，她给了我生命，让我成长，给了我信仰，让我有了力量。
四、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爷爷在母亲的葬礼后接受了我，他是一位历史教授。
他说只有历史可以证明一切。
每个月我都要去他那里接受思想教育，提一大包父亲让送来的东西，再原封不动的提回去。
他把一套线装的红楼梦拿出来让我看，悠长的叹息一声：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有些时候我很不理解他的话，与他的谈话让我睡意昂然，不过陈查理先生交代过要尊重读书人。
杜宝宝却认为：要尊重有钱人。
爷爷有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贵族要经过三代人，你爸只是个暴发户！
世界看起来象个矛盾体，我的脑袋有些晕乎，我始终清醒地尊重着一个人，我的母亲，她有着信仰。
历史在我出生以前看起来象个迷，我和我的同龄人被评论家称为新新人类，在60年代的美国猫王也这么说来着，不过他是说这叫垮掉的一代。
中国看东京，东京看欧美。
龙四是这么说的，他是个服装贩子。是陈查理先生的好朋友。
以前经常会来我家，自母亲不在后，他来的及少了，我知道他是喜欢母亲的，她有一张干净的脸和一柜子旗袍。
陈某初长成后，龙四送给母亲的衣服就被转送给我了，他是个好人，我从他那里知道第一线的流行趋势。这让我在我的同学们面前很有面子。
可是母亲从来不在乎当年国际流行款式，她总是把她那些旗袍翻来覆去的穿。没有人可以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她活的象爷爷手中的线装书。
龙四在上海开了第5家分店，他邀请我一起去玩一趟。
陈查理先生正忙着公司上市以及和李阿姨的约会，我不想守着一座空城，于是就去了。
哦，上海，这是谁的上海？街上有五颜六色的各国人种，有乱七八糟的各种文化。
“龙叔叔，你说你这衣服这么贵有谁来买？”
“小陈，用别人的钱买就不觉得贵。”
“那我用陈查理的钱来买也觉得贵啊”
“别人的钱，就是和你无关的人的钱，你父亲不算”龙四解释的很费劲。
果然，有一个二八女子和一中年男人进来，表情很轻松，眼神很高贵地审视了一圈，接着刷了卡。别人的钱，和自己无关的钱，哦，我有点明白。
龙四牵着我的手，给分店剪彩，淮海路上灯火辉煌，我的心却极其柔软。
离开上海的前一夜，起了很大的风。
五、不要告别人你难过，那没有用
生活在六月忽然象被美国人仍了颗炸弹，一切变得突如其来。
首先，杜宝宝钓上了一个金龟婿，大她13，很不吉利。
其次：陈查理先生的事业出现了问题。
据说李阿姨控制了公司的大多数股份，接着卖给了她另外的一个情人，过程比较复杂，聪明的女人，一旦耍起聪明来会要了人的命。
接下来，事情倒是简单。
陈查理先生在公司甩了李阿姨一嘴巴，然后住院，然后病危。
然后我被带到律师的面前。
那天我脑袋很清醒，看完一堆文件和陈先生立好的遗嘱，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了。
有三天时间，我忙着签署各种各样的文件和奔命于医院。
父亲很少说话，一说话就是：陈某，我对不起你……
我拽着他的手，很大，有突起的骨节，把脸贴在上面，不敢说话，怕眼泪流了下来。
我们家原来有很多朋友，那几天后就忽然象空气一样消失了，这世界变的很干净。
接父亲出院的那天，下起小雨，我没带伞，扶着父亲穿越长长的过道，我们的脚步空旷地回响着，心忽然变得坚强，挺直了脊梁，我忽然能感受到若干年前母亲回到城市的心情。
如果张生那天不感冒，如果他就算感冒了闭着眼挺过去，如果他随便找个药店买点百服宁……
也许只有相爱的人才会认为他们的相遇是一场巧合。
张生把我和父亲一直送到家里，车上没有人说话，车外是很细密的雨，司机在听交通台，有乱七八糟的声音。到处堵车，我们只好绕了一条小道回去。
张生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难过。
我忘记谢谢他了。
父亲从那以后身体就一直不好，红楼梦里有人说：饿死的骆驼比马大。这种说法是很不人道的。
我有时会打开我的衣橱，看看衣服们没有体温的样子，是不能再穿的，别人会说我象个不良职业的妇女。虽然这种说法也很不人道。某些时候我们活在别人的嘴里。
出太阳的日子，我把父亲推到阳台上，他象一只疲惫的猫，被阳光温柔的抚摸，安静而沉默。沉默的日子过的很空旷，我的情人们一一消失，杜宝宝倒是来的很勤，她说：陈某，我给你介绍一大款吧，你现在看起来需要钱。
我想点点头，却不肯弯下脊梁。心里有点难过。
杜宝宝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当然也善解大款们，她目前正和未来的杜先生谈的很起劲。
六、反复地做同一个梦是现实来临的前奏
我有了份工作，在广告公司。
我谈恋爱了，在张生再一次来我家以后。
他来之前电话都没有一个，忽然出现在一个有太阳的周末。
我看起来很精神百倍的在洗衣服，沾了一手泡沫地开门，张生就出现在面前，穿着白色的运动鞋，发型失败，样子很乖。
他帮我晾衣服，晾了一院子，只有灰白兰三色，象文化大革命。
“你该穿红色来调节心情”张生分析。
“本命年还有两年呢，过两年来帮我挂红色内裤。”我口无遮拦。
“哈哈，陈某，你怎么总能这么快乐”
“不要告诉别人你难过，那没有用，我妈说的”
我说完笑容僵在嘴边，眼前划过一幕一幕的蒙太奇片段。片段里有童年的农村，蓝天大地——初恋男生的小胡子——达利超现实主义——香水——人群——李阿姨--音乐会——第五交响曲—墓地……
阳光刺地眼睛有些痛，张生隔着衣服的影子如同爱丽丝仙境，我伸出手去触摸它，影子很长。
张生没有移动，我们隔着一层湿漉的衣服拥抱，他拥抱着我，我拥抱着他的影子。后来张生说，他早就有过一个梦，在某个有太阳的下午，和一个女孩拥抱。那是上帝的主意，谁也不能逃避。
我觉得这种说法太无聊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象宝玉第一回见了黛玉就说这个妹妹那里见过。
当时父亲在阳台上看着我们，他甚至远远的喊了声：喂，年轻人，注意影响啊！
那个下午后，日子有了灿烂。
比如说爷爷，他和父亲的关系好起来，他给父亲推荐好的中药和大夫。虽然他自己还是从来不肯见他。
比如说杜宝宝，大款向她求婚了。她特感动的说：我这辈子遇见过很多大款，但是从来没有谁向我求婚的，男人对女人婚姻的承诺是终极神圣。就是他了！
我工作顺利，创意独特，在公司混的不亦乐乎。
走路有风。
父亲说：陈某，你是一棵向阳植物。
龙四来过一次我家，正好遇见我和张生在狂看盗版影碟，他是专程来看我的，他的安慰晚了一个季度。
“你看起来心情很不错”龙四扫了一眼屋里的张生“男朋友？”
“哦，是的，他叫张生。计算机白痴。龙叔叔，我很好，父亲去医院做护理了，他坚持不要我陪着。”
龙四拎了一包最新款的秋装，颜色闪亮。“送给你的，我这几个月一直在外地，昨天回来才知道你们家的事……小陈，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
“龙叔叔你太客气了，我挺好的，花自己的钱踏实着。”
龙四坐了一会就走了，送他在门口，他摸摸我的头发轻轻的说：你越大越象你妈妈了，顽固。
汽车尾灯一晃，消失在路的尽头。
七、我们走在时间的前面，先驱？还是先烈？
张生的托福考的很好，在他家我和张老先生及张老太太一起为他庆祝。
他家是个小知识份子家庭，不喝酒和开派对的，老先生亲自泡了壶绿茶，绿的人眼睛都掉下来了。
我还是不喜欢茶的苦涩，陪喝了半天就拉着张生上街吃肯德鸡，顺便约了杜宝宝。他们现在也很熟了，会互相诋毁。
她说她第一次见到张生，就心有余悸的，这人怎么这么没品，穿着运动鞋来参加舞会。
是的，这条街上的人们都在互相擦肩的瞬间用眼角审视彼此，自觉高人一等的，走过去背都很直。可惜有些人真的不在乎，因为他不属于这条街，他的心在更遥远的大地。
他对杜宝宝的评价更是独到：杜小姐你第一次让我觉得波大无脑这话是不成立的。宝宝确实是个太会为自己安排生活的女人，包括她的华丽婚礼，排场盛大，新郎长的也不算太惨。张生认为这婚姻很经济。
在张生去美国之前，我们过着非常规律而经济的生活，晨运—上班—午休时电话半小时—他接我下班—陪父亲吃晚饭—看牒—看过12点就住我家客厅。
幸福只会停留很短的时间，否则那就会变成习惯。
我们讨论过是他走之前结婚还是回来时再结婚的问题。
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他登机的前一刻，我们象对生活有了太多等待的人，把未来挂在信念里。
原来设想的分离场景会死去活来哭一场，可是我们都很轻松，张老先生站在我的身后不停的唠叨：张生，你好好的读书，小陈我们会照顾的。
我看着他脸上象菊花一样的皱纹，心里诋咕：谁照顾谁啊。
也许当时有太多的人，我和张生连句互相保重的话都没有说，他就走了，高大的背影留给了我和记忆。
上班午休的时间，我不再打电话了，泡一杯绿茶坐着，安静的想我们看过的每一部电影。他是喜欢王家卫的，尤其喜欢一段话：传说中有一只单腿的鸟，永远不能着陆，它不停的飞翔寻找传说中另一只单腿的小鸟，终于它看见了向它扑去，在它坠落地面的瞬间，才发现那不过是它自己的影子。
我们总是对一些看不懂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崇拜。并认为自己很特立独行。
我把身边的人们分为两类：实用型和精神型。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龙四，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母亲
我奇特的发现这两种类型的人物会相克，比如杜宝宝吧，上街认识了一个二流音乐家后竟然开始怀疑自己的婚姻。一物降一物吧，某些时候某些人注定为另外一个人快乐或者难受。
八、人总是活在习惯里
杜宝宝的那位音乐家我见过的，长头发抽外烟，这是一个未成名艺术家的标志，以前我班上那些男生们也喜欢这种造型。音乐家经常在城市的酒吧演出，他是在杜先生出差的一个月里把杜宝宝带入缪斯的殿堂。
结婚后的女人总是有点不甘心的，尤其是还年轻的女人，杜宝宝明显是在他这里找到了另一种艺术。
可是我对他满口的外来名词很不喜欢。
我喜欢去爷爷那里，也喜欢去看望张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得到过岁月的沉淀，说话和走路的样子已经是满足了，安静起来又象一棵树，郁郁葱葱。父亲也是，以前家里的书房是用来摆洋酒的，和吓唬人的，现在他倒是愿意成天在里面呆着。我越来越习惯和老人们呆在一起，这有点不好。
龙四这么说。
龙四的服装生意做的不错，满世界乱跑追着时尚。他有时会给我电话，也会邀请我去很多地方。我不想动，我象一棵盘好了根的树，经不起移动。
“小陈，你还这么年轻，多出来走走，真是的….”
“龙叔叔，你是知道我的，我习惯一种生活。”
“跟你母亲一样，哎，我周末回去，带点什么？我在香港”
“啊，国际长途啊，不说了不说了挺贵的，哈哈。”
龙四和我的谈话中总是会提起母亲，他在母亲心目中不过是很多人中的一个，而她却是他记忆里永远的反复。不公平，上帝喜欢创造缺憾。
张生一周给我一个电话，时间固定，内容固定。三分钟。
“我很好，学习紧张，你多穿点衣服，别太晚睡觉“简单的象打电报。我们会写EMAIL，实在是很便宜的东西，也不怕查无此人，被退的失落。一天一封，在公司午间休息的时候写。写的琐碎，有的时候象新闻联播。
又一家网络公司流血上市，烧钱运动如火如荼。某市长因受贿被抓，爷爷说刑已上大夫。公司的盒饭非常好吃，我有肥胖的可能。想养一只猫，又怕它跟别的猫跑计划流产。杜宝宝下午下班请吃哈根达斯，你说我去吧又要长肉，不去吧？划不来。经抛硬币决定，我去，对不起。
如此这般。罗里八唆的。
以前看《玻璃之城》非常同情舒祺，拿着仅有的一点钱给黎明打越洋电话，站在雪地里，钱一打完她脸上的空寂就涌了出来。科技以人为本，感谢比尔盖茨，感谢中国电信，EMAIL应该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有一天世界真的会变成地球村吗？我轻轻的一按鼠标，张生就会顺着光缆飞过来，我们可以拥抱可以踩脚。微软搞什么阴谋我不管，我只要科技再人道一点，日子再真实一点，等待再短一点。
九、我把刀子给你，你们这些要杀我的人
要过年了，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
我需要工作，不停的工作，第一这可以让口袋鼓一些，第二：可以让日子过的快一些。我的老板为此非常赏识我，资本家喜欢把人当成机器。
这个城市非常小，小的让你总会遇见你忘记的人。
当那个叫李宋瑞文的女人踩着啪哒啪哒的节奏出现在公司的时候，我的心忽然一沉。
“陈某，你来一下”秃头老板叫我。语气是焦虑的。
我推开办公室，李宋瑞文坐在我的对面，桌上是摊开的图纸。那是我上周加夜班赶出来的一套CI。
“陈某，这是李小姐，是这套CI企业的老总，你和她谈吧”老板有些不安。
“李阿姨，你有什么问题？”我直视她那张看不出年纪的脸。
“对不起，陈小姐，原来是你设计的图纸，哈哈，没什么这套CI我不满意，我已经向你老板说过了，我要一套新的。但是我们公司要在周末就用，陈小姐你有什么问题吗？”她的目光尖锐的不象个女人。
我是明白她的意思的，图纸上的设计人就是我的名字，她是为我而来的。
“李阿姨，我不会浪费你公司的宝贵时间的，你可以找其它公司，很抱歉。”
秃头老板在云里雾里，听着我们的谈话。可惜他永远是听不明白的。
“陈某！你以为你是谁？！我还以为陈查理蠢，没想到他女儿比他还蠢！”那个女人忽然按捺不住的说出不符合她身份的话来。
我拉开门出去了，走的时候回过身来一字一句的说：李阿姨，再见。
我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好，离开公司，秃头第二天会给我一份辞职书，有了预知，心里倒轻松了。
大楼下车水马龙，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不知疲惫，我不知该往那里走，那里都是被历史堆积的痕迹，伤痕累累。
在一个电话亭里我拨了张生的号码，只想和他说几句话，那怕一句，都能将灵魂安定下来。可是一直没有人接，我象每个孤独孩子那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张望。
我看见了龙四，他的车差点撞到了我。
世界为什么这么小。
龙四家我第一次来，有些尘埃，可能是长期没有人住的原因。我喝他给我倒的酒。酒好看，但是很难喝，和有些人一样。只有尝了才知道。
“小陈，你一直不说话，有什么事说出来会好受点”他的眼睛是性感的。
“小陈，别这样看着我，你说话啊你”他的嘴唇也是性感的。
在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时候，那个人就会变得性感起来。我觉得我把头埋在他的肩膀上我说：抱抱我，我很冷。
有人吻了我，这个人的嘴唇有着皱纹，他的手在颤抖，他的心里肯定也有着皱纹。
十、荣耀大地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张家的电话，清晨电话铃急促地尖叫起来。
张生昨天下课被一辆飞速的车撞出了一米。昨天，被撞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上帝显然又开了个玩笑。我拿着话筒傻傻的笑。
中国的佛家喜欢说因果，在我们的身后肯定是有这么一只翻云覆雨的手，他协调着阴阳，实验着报应。
爷爷说：人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你的日子还很长。
最新的报纸上有五十八个中国人在英国偷渡死在集装箱里的图片，五十八个人一个叠着一个，在一万一千公里以外，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死的时候他们还心存理想。
我把写给张生的最后一封EMAIL看了一下：张生，窗外的树又绿了一年呢，我忽然想明白，有根的地方才是家。
张生的最后一封回信写的很短他说：陈某，看你的信时正好夹杂在一群黄毛绿眼的洋鬼子中上课，看到有根的地方才是家那句就忍不住眼睛红了。
我去美国的前一天去看了母亲，穿着她以前留下的旗袍，被紧紧的领口裹着，心被裹着温暖起来，挺着很直的脊梁。
没有要人送我，我要独自行走。
倒是杜先生派人去送了我，他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说：陈小姐，宝宝和我等你和张先生回来。
当日，达利画展在北京美术馆开幕，轰动京城，超现实主义者的又一次胜利。
我坐在飞往美国，不，飞往张生的飞机上，放肆的哭泣后容易让人疲惫，我睡着了。
在梦中，我和张生，在有阳光的院子里挂满红色，脚踩着坚实的大地，张生说过的，反复地做同一个梦是现实来临的前奏。
全文完。
作者：恩雅
于2000冬
一、站在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却进不去
“杜小姐，你不可以哭，我可以！”
我把电话挂掉，换了张小甜甜的CD，她说baby baby one more time.
杜小姐天真的可以，目前正为一个她的露水情人闹离婚，上个月我们在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她还晃着硕大的戒指劝我早点滚到美国去找张生。
那时候我是嫉妒她的，女人的天下全在她手上被阳光射地极其辉煌。
第二天杜先生来办公室找我，穿的象一只西装鸡，被领带勒的很紧张的脖子，无比纤细。
在公司楼下的西餐亭，问候了彼此的父母后，我们谈了会天气已及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喝到第三杯卡步及洛时他进入正题，宝宝最近和什么人来往的比较多啊？他显得小心翼翼。
“我！”我回答的计较干脆，随便看了下表。
“哦，她现在好象心事重重，你知道我对她是很好的”
“是的。我知道。”我又看了下表。
杜先生很有风度地了解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的，喊人来买单。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觉得自己有点过份。
咖啡凉了，白色的奶油漂浮着，不肯和它溶合。
晚上，我给杜宝宝小姐紧急发了封MAIL
你老公已经找过我，你自己注意。PS：日本的那个牌子别用了，报纸上说不安全。
他们结婚的时候，张生和我一起去的，两个人穿着牛仔裤大毛衣在一堆西装鸡套裙妹里面分外扎眼。“杜先生的朋友都是大腕啊！”张生看着门口一溜大奔感慨。
杜宝宝，没有朋友，除了我和张生，而且不是大腕。
没有人可以容忍她的虚荣和张扬，除了我。我觉得这样不坏，至少不做作，她喜欢她自己会争取，包括她现在的婚姻。
杜先生有钱，年纪大点无所谓，老夫爱少妻，我这么劝过她。
张生说我很俗气，一个年轻的女孩不应该这么教育另一个年轻的女孩的。
我跳起来喊，你多大？一个年轻的男孩这么教育另一个年轻的女孩？
他抓过我晃动的身体，丢在床上压在身下，扬言要压死我。
冷风一吹，桌上的图纸细碎做响，象张生抚摸我头发的声音。
又是后半夜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二、他们都说你是最后一个经过，逃避寒冷是我的命运。
入冬了，空气里有些寒冷，两年前的冬季，命运把你，一个穿白色运动鞋的你，推到了我的面前。
那是陈总为陈某办的一个派对，为了庆祝陈总独生女儿陈某安全的大学毕业，派对上似乎有很多人，他们穿的无比正直，表情刚毅。
我都忘记了我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别人都叫他陈总。或者陈查理。
我继承了这个姓，我叫陈某。
陈总原来是个农民企业家，小时候的陈某住在一个空气新鲜的村庄里，以后的事情变化的非常快，除了一场有关泥土地记忆，其它的全被抹去了。
说实话，我厌倦任何派对，它看起来象皮条客们的交易。
就象我厌倦陈逸飞的油画一样。
派对显得有些殖民色彩，那天有很过奇怪的名字
蒋比尔，穿着皮尔卡丼的那位，这个牌子和梦特娇一样让人起鸡皮疙瘩。
乔亦娜，比尔的女朋友，她怎么不叫乔莱文斯基。
李宋瑞文,精湛的化妆大师，比母亲活着时候的化妆水平高多了。
杜宝宝，刚进一家国企，没来的及取洋名字，会有的。
张生，跳舞时候踩到了我的脚你。
在那一个瞬间我和你只有0.00001米，我们在无数人的派对上举杯，大笑，分离。那个场景有点象王家卫的电影。
那年的冬天总是有下不完的雨，人们象雨滴那么拥挤。
我的汗毛在阳光下有金色的光环，据说是因为年轻。我在金色的太阳下没心没肺的上街，购物，游荡。
杜宝宝会时不时来蹭我的衣服，她工作很忙，而我不需要工作，我有陈查理先生。
陈某的小布尔乔亚在一个二流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培养的流光溢彩。
陈某的情人们要能说出蓝山咖啡的产地和范思哲的83道工序。
时尚在无聊时就是测试人与人间的距离游戏。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离我很近。
街上有寒冷空气，我生活在温室里，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命运。
三、宁愿活着，也不要孤独的死去
90年代的中国，政通人和。
孩子们不再耿耿于怀上大学，孩子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
女生的头发和裙子越来越短，男生们也开始流行打耳朵眼儿。
老女人们下岗，老男人们怀念70年代大锅饭。
有一批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被媒体关注，冠已了美女作家或者CEO的称谓。电子商务初次露面，达利策划在北京开一次画展。
李宋瑞文阿姨和陈查理先生约会，张生和我在街头偶遇。
人与人都是一场偶然，就象当年母亲被下放到农村，偶然有了我，必然嫁给了父亲。
我偶然去听了一场音乐会，偶然看见李阿姨挽着父亲的手进来，必然的对他们打了个招呼。
接下来，我想给杜宝宝打个电话，可是总是占线，在公用电话亭却偶然遇见张生，必然一古脑的听我说了一通。
父亲那晚轻轻敲了我的门，他小心地问：你不会生气的，对吗？
我说：爸爸，我们都害怕孤单。
父亲的眼睛有些混浊，他真的老了。
张生送我回家的路上，我知道他在准备考MBA，据说学费奇贵，目前很流行。我说：象我们这种学美术的人，毕业后几乎都被迫改行，市场经济是不需要艺术家的，比如杜宝宝现在在卖楼盘。
我不想改行，所以我总是无业。
母亲说过，女孩子读书是为了红袖添香，将来相夫教子的。
周末，我去给母亲扫墓。
墓地是母亲生病时自己选好的，边上留了父亲的位置。父亲坚持要这么做，农民嘛，都有点固执。
我不明白母亲当时为何要嫁给陈查理先生，她是大学教授的女儿，上山下乡时被下到父亲的村庄里。她却把自己的一辈子都交给了他，虽然她回城后完全可以离婚。
爷爷和母亲为此闹翻了，回城的那天，下很大的雨，母亲牵着我的手，始终挺直脊梁。
陈查理先生也是很争气的，人有些时候的争气完全是为了一场堵气，这点和小孩子没什么区别。
女人总有种神奇的力量，母亲尤其具备。我慢慢习惯城市了，父亲已农转非了，除了爷爷始终不肯承认母亲这场婚姻外，历史已渐渐的平静。
母亲走的很安祥，连墓地都能为自己预备好的人，她功德圆满了。
我给母亲磕了三个头，与她的照片对视，是的，她给了我生命，让我成长，给了我信仰，让我有了力量。
四、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爷爷在母亲的葬礼后接受了我，他是一位历史教授。
他说只有历史可以证明一切。
每个月我都要去他那里接受思想教育，提一大包父亲让送来的东西，再原封不动的提回去。
他把一套线装的红楼梦拿出来让我看，悠长的叹息一声：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有些时候我很不理解他的话，与他的谈话让我睡意昂然，不过陈查理先生交代过要尊重读书人。
杜宝宝却认为：要尊重有钱人。
爷爷有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贵族要经过三代人，你爸只是个暴发户！
世界看起来象个矛盾体，我的脑袋有些晕乎，我始终清醒地尊重着一个人，我的母亲，她有着信仰。
历史在我出生以前看起来象个迷，我和我的同龄人被评论家称为新新人类，在60年代的美国猫王也这么说来着，不过他是说这叫垮掉的一代。
中国看东京，东京看欧美。
龙四是这么说的，他是个服装贩子。是陈查理先生的好朋友。
以前经常会来我家，自母亲不在后，他来的及少了，我知道他是喜欢母亲的，她有一张干净的脸和一柜子旗袍。
陈某初长成后，龙四送给母亲的衣服就被转送给我了，他是个好人，我从他那里知道第一线的流行趋势。这让我在我的同学们面前很有面子。
可是母亲从来不在乎当年国际流行款式，她总是把她那些旗袍翻来覆去的穿。没有人可以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她活的象爷爷手中的线装书。
龙四在上海开了第5家分店，他邀请我一起去玩一趟。
陈查理先生正忙着公司上市以及和李阿姨的约会，我不想守着一座空城，于是就去了。
哦，上海，这是谁的上海？街上有五颜六色的各国人种，有乱七八糟的各种文化。
“龙叔叔，你说你这衣服这么贵有谁来买？”
“小陈，用别人的钱买就不觉得贵。”
“那我用陈查理的钱来买也觉得贵啊”
“别人的钱，就是和你无关的人的钱，你父亲不算”龙四解释的很费劲。
果然，有一个二八女子和一中年男人进来，表情很轻松，眼神很高贵地审视了一圈，接着刷了卡。别人的钱，和自己无关的钱，哦，我有点明白。
龙四牵着我的手，给分店剪彩，淮海路上灯火辉煌，我的心却极其柔软。
离开上海的前一夜，起了很大的风。
五、不要告别人你难过，那没有用
生活在六月忽然象被美国人仍了颗炸弹，一切变得突如其来。
首先，杜宝宝钓上了一个金龟婿，大她13，很不吉利。
其次：陈查理先生的事业出现了问题。
据说李阿姨控制了公司的大多数股份，接着卖给了她另外的一个情人，过程比较复杂，聪明的女人，一旦耍起聪明来会要了人的命。
接下来，事情倒是简单。
陈查理先生在公司甩了李阿姨一嘴巴，然后住院，然后病危。
然后我被带到律师的面前。
那天我脑袋很清醒，看完一堆文件和陈先生立好的遗嘱，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了。
有三天时间，我忙着签署各种各样的文件和奔命于医院。
父亲很少说话，一说话就是：陈某，我对不起你……
我拽着他的手，很大，有突起的骨节，把脸贴在上面，不敢说话，怕眼泪流了下来。
我们家原来有很多朋友，那几天后就忽然象空气一样消失了，这世界变的很干净。
接父亲出院的那天，下起小雨，我没带伞，扶着父亲穿越长长的过道，我们的脚步空旷地回响着，心忽然变得坚强，挺直了脊梁，我忽然能感受到若干年前母亲回到城市的心情。
如果张生那天不感冒，如果他就算感冒了闭着眼挺过去，如果他随便找个药店买点百服宁……
也许只有相爱的人才会认为他们的相遇是一场巧合。
张生把我和父亲一直送到家里，车上没有人说话，车外是很细密的雨，司机在听交通台，有乱七八糟的声音。到处堵车，我们只好绕了一条小道回去。
张生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难过。
我忘记谢谢他了。
父亲从那以后身体就一直不好，红楼梦里有人说：饿死的骆驼比马大。这种说法是很不人道的。
我有时会打开我的衣橱，看看衣服们没有体温的样子，是不能再穿的，别人会说我象个不良职业的妇女。虽然这种说法也很不人道。某些时候我们活在别人的嘴里。
出太阳的日子，我把父亲推到阳台上，他象一只疲惫的猫，被阳光温柔的抚摸，安静而沉默。沉默的日子过的很空旷，我的情人们一一消失，杜宝宝倒是来的很勤，她说：陈某，我给你介绍一大款吧，你现在看起来需要钱。
我想点点头，却不肯弯下脊梁。心里有点难过。
杜宝宝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当然也善解大款们，她目前正和未来的杜先生谈的很起劲。
六、反复地做同一个梦是现实来临的前奏
我有了份工作，在广告公司。
我谈恋爱了，在张生再一次来我家以后。
他来之前电话都没有一个，忽然出现在一个有太阳的周末。
我看起来很精神百倍的在洗衣服，沾了一手泡沫地开门，张生就出现在面前，穿着白色的运动鞋，发型失败，样子很乖。
他帮我晾衣服，晾了一院子，只有灰白兰三色，象文化大革命。
“你该穿红色来调节心情”张生分析。
“本命年还有两年呢，过两年来帮我挂红色内裤。”我口无遮拦。
“哈哈，陈某，你怎么总能这么快乐”
“不要告诉别人你难过，那没有用，我妈说的”
我说完笑容僵在嘴边，眼前划过一幕一幕的蒙太奇片段。片段里有童年的农村，蓝天大地——初恋男生的小胡子——达利超现实主义——香水——人群——李阿姨--音乐会——第五交响曲—墓地……
阳光刺地眼睛有些痛，张生隔着衣服的影子如同爱丽丝仙境，我伸出手去触摸它，影子很长。
张生没有移动，我们隔着一层湿漉的衣服拥抱，他拥抱着我，我拥抱着他的影子。后来张生说，他早就有过一个梦，在某个有太阳的下午，和一个女孩拥抱。那是上帝的主意，谁也不能逃避。
我觉得这种说法太无聊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象宝玉第一回见了黛玉就说这个妹妹那里见过。
当时父亲在阳台上看着我们，他甚至远远的喊了声：喂，年轻人，注意影响啊！
那个下午后，日子有了灿烂。
比如说爷爷，他和父亲的关系好起来，他给父亲推荐好的中药和大夫。虽然他自己还是从来不肯见他。
比如说杜宝宝，大款向她求婚了。她特感动的说：我这辈子遇见过很多大款，但是从来没有谁向我求婚的，男人对女人婚姻的承诺是终极神圣。就是他了！
我工作顺利，创意独特，在公司混的不亦乐乎。
走路有风。
父亲说：陈某，你是一棵向阳植物。
龙四来过一次我家，正好遇见我和张生在狂看盗版影碟，他是专程来看我的，他的安慰晚了一个季度。
“你看起来心情很不错”龙四扫了一眼屋里的张生“男朋友？”
“哦，是的，他叫张生。计算机白痴。龙叔叔，我很好，父亲去医院做护理了，他坚持不要我陪着。”
龙四拎了一包最新款的秋装，颜色闪亮。“送给你的，我这几个月一直在外地，昨天回来才知道你们家的事……小陈，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
“龙叔叔你太客气了，我挺好的，花自己的钱踏实着。”
龙四坐了一会就走了，送他在门口，他摸摸我的头发轻轻的说：你越大越象你妈妈了，顽固。
汽车尾灯一晃，消失在路的尽头。
七、我们走在时间的前面，先驱？还是先烈？
张生的托福考的很好，在他家我和张老先生及张老太太一起为他庆祝。
他家是个小知识份子家庭，不喝酒和开派对的，老先生亲自泡了壶绿茶，绿的人眼睛都掉下来了。
我还是不喜欢茶的苦涩，陪喝了半天就拉着张生上街吃肯德鸡，顺便约了杜宝宝。他们现在也很熟了，会互相诋毁。
她说她第一次见到张生，就心有余悸的，这人怎么这么没品，穿着运动鞋来参加舞会。
是的，这条街上的人们都在互相擦肩的瞬间用眼角审视彼此，自觉高人一等的，走过去背都很直。可惜有些人真的不在乎，因为他不属于这条街，他的心在更遥远的大地。
他对杜宝宝的评价更是独到：杜小姐你第一次让我觉得波大无脑这话是不成立的。宝宝确实是个太会为自己安排生活的女人，包括她的华丽婚礼，排场盛大，新郎长的也不算太惨。张生认为这婚姻很经济。
在张生去美国之前，我们过着非常规律而经济的生活，晨运—上班—午休时电话半小时—他接我下班—陪父亲吃晚饭—看牒—看过12点就住我家客厅。
幸福只会停留很短的时间，否则那就会变成习惯。
我们讨论过是他走之前结婚还是回来时再结婚的问题。
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他登机的前一刻，我们象对生活有了太多等待的人，把未来挂在信念里。
原来设想的分离场景会死去活来哭一场，可是我们都很轻松，张老先生站在我的身后不停的唠叨：张生，你好好的读书，小陈我们会照顾的。
我看着他脸上象菊花一样的皱纹，心里诋咕：谁照顾谁啊。
也许当时有太多的人，我和张生连句互相保重的话都没有说，他就走了，高大的背影留给了我和记忆。
上班午休的时间，我不再打电话了，泡一杯绿茶坐着，安静的想我们看过的每一部电影。他是喜欢王家卫的，尤其喜欢一段话：传说中有一只单腿的鸟，永远不能着陆，它不停的飞翔寻找传说中另一只单腿的小鸟，终于它看见了向它扑去，在它坠落地面的瞬间，才发现那不过是它自己的影子。
我们总是对一些看不懂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崇拜。并认为自己很特立独行。
我把身边的人们分为两类：实用型和精神型。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龙四，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母亲
我奇特的发现这两种类型的人物会相克，比如杜宝宝吧，上街认识了一个二流音乐家后竟然开始怀疑自己的婚姻。一物降一物吧，某些时候某些人注定为另外一个人快乐或者难受。
八、人总是活在习惯里
杜宝宝的那位音乐家我见过的，长头发抽外烟，这是一个未成名艺术家的标志，以前我班上那些男生们也喜欢这种造型。音乐家经常在城市的酒吧演出，他是在杜先生出差的一个月里把杜宝宝带入缪斯的殿堂。
结婚后的女人总是有点不甘心的，尤其是还年轻的女人，杜宝宝明显是在他这里找到了另一种艺术。
可是我对他满口的外来名词很不喜欢。
我喜欢去爷爷那里，也喜欢去看望张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得到过岁月的沉淀，说话和走路的样子已经是满足了，安静起来又象一棵树，郁郁葱葱。父亲也是，以前家里的书房是用来摆洋酒的，和吓唬人的，现在他倒是愿意成天在里面呆着。我越来越习惯和老人们呆在一起，这有点不好。
龙四这么说。
龙四的服装生意做的不错，满世界乱跑追着时尚。他有时会给我电话，也会邀请我去很多地方。我不想动，我象一棵盘好了根的树，经不起移动。
“小陈，你还这么年轻，多出来走走，真是的….”
“龙叔叔，你是知道我的，我习惯一种生活。”
“跟你母亲一样，哎，我周末回去，带点什么？我在香港”
“啊，国际长途啊，不说了不说了挺贵的，哈哈。”
龙四和我的谈话中总是会提起母亲，他在母亲心目中不过是很多人中的一个，而她却是他记忆里永远的反复。不公平，上帝喜欢创造缺憾。
张生一周给我一个电话，时间固定，内容固定。三分钟。
“我很好，学习紧张，你多穿点衣服，别太晚睡觉“简单的象打电报。我们会写EMAIL，实在是很便宜的东西，也不怕查无此人，被退的失落。一天一封，在公司午间休息的时候写。写的琐碎，有的时候象新闻联播。
又一家网络公司流血上市，烧钱运动如火如荼。某市长因受贿被抓，爷爷说刑已上大夫。公司的盒饭非常好吃，我有肥胖的可能。想养一只猫，又怕它跟别的猫跑计划流产。杜宝宝下午下班请吃哈根达斯，你说我去吧又要长肉，不去吧？划不来。经抛硬币决定，我去，对不起。
如此这般。罗里八唆的。
以前看《玻璃之城》非常同情舒祺，拿着仅有的一点钱给黎明打越洋电话，站在雪地里，钱一打完她脸上的空寂就涌了出来。科技以人为本，感谢比尔盖茨，感谢中国电信，EMAIL应该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有一天世界真的会变成地球村吗？我轻轻的一按鼠标，张生就会顺着光缆飞过来，我们可以拥抱可以踩脚。微软搞什么阴谋我不管，我只要科技再人道一点，日子再真实一点，等待再短一点。
九、我把刀子给你，你们这些要杀我的人
要过年了，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
我需要工作，不停的工作，第一这可以让口袋鼓一些，第二：可以让日子过的快一些。我的老板为此非常赏识我，资本家喜欢把人当成机器。
这个城市非常小，小的让你总会遇见你忘记的人。
当那个叫李宋瑞文的女人踩着啪哒啪哒的节奏出现在公司的时候，我的心忽然一沉。
“陈某，你来一下”秃头老板叫我。语气是焦虑的。
我推开办公室，李宋瑞文坐在我的对面，桌上是摊开的图纸。那是我上周加夜班赶出来的一套CI。
“陈某，这是李小姐，是这套CI企业的老总，你和她谈吧”老板有些不安。
“李阿姨，你有什么问题？”我直视她那张看不出年纪的脸。
“对不起，陈小姐，原来是你设计的图纸，哈哈，没什么这套CI我不满意，我已经向你老板说过了，我要一套新的。但是我们公司要在周末就用，陈小姐你有什么问题吗？”她的目光尖锐的不象个女人。
我是明白她的意思的，图纸上的设计人就是我的名字，她是为我而来的。
“李阿姨，我不会浪费你公司的宝贵时间的，你可以找其它公司，很抱歉。”
秃头老板在云里雾里，听着我们的谈话。可惜他永远是听不明白的。
“陈某！你以为你是谁？！我还以为陈查理蠢，没想到他女儿比他还蠢！”那个女人忽然按捺不住的说出不符合她身份的话来。
我拉开门出去了，走的时候回过身来一字一句的说：李阿姨，再见。
我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好，离开公司，秃头第二天会给我一份辞职书，有了预知，心里倒轻松了。
大楼下车水马龙，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不知疲惫，我不知该往那里走，那里都是被历史堆积的痕迹，伤痕累累。
在一个电话亭里我拨了张生的号码，只想和他说几句话，那怕一句，都能将灵魂安定下来。可是一直没有人接，我象每个孤独孩子那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张望。
我看见了龙四，他的车差点撞到了我。
世界为什么这么小。
龙四家我第一次来，有些尘埃，可能是长期没有人住的原因。我喝他给我倒的酒。酒好看，但是很难喝，和有些人一样。只有尝了才知道。
“小陈，你一直不说话，有什么事说出来会好受点”他的眼睛是性感的。
“小陈，别这样看着我，你说话啊你”他的嘴唇也是性感的。
在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时候，那个人就会变得性感起来。我觉得我把头埋在他的肩膀上我说：抱抱我，我很冷。
有人吻了我，这个人的嘴唇有着皱纹，他的手在颤抖，他的心里肯定也有着皱纹。
十、荣耀大地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张家的电话，清晨电话铃急促地尖叫起来。
张生昨天下课被一辆飞速的车撞出了一米。昨天，被撞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上帝显然又开了个玩笑。我拿着话筒傻傻的笑。
中国的佛家喜欢说因果，在我们的身后肯定是有这么一只翻云覆雨的手，他协调着阴阳，实验着报应。
爷爷说：人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你的日子还很长。
最新的报纸上有五十八个中国人在英国偷渡死在集装箱里的图片，五十八个人一个叠着一个，在一万一千公里以外，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死的时候他们还心存理想。
我把写给张生的最后一封EMAIL看了一下：张生，窗外的树又绿了一年呢，我忽然想明白，有根的地方才是家。
张生的最后一封回信写的很短他说：陈某，看你的信时正好夹杂在一群黄毛绿眼的洋鬼子中上课，看到有根的地方才是家那句就忍不住眼睛红了。
我去美国的前一天去看了母亲，穿着她以前留下的旗袍，被紧紧的领口裹着，心被裹着温暖起来，挺着很直的脊梁。
没有要人送我，我要独自行走。
倒是杜先生派人去送了我，他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说：陈小姐，宝宝和我等你和张先生回来。
当日，达利画展在北京美术馆开幕，轰动京城，超现实主义者的又一次胜利。
我坐在飞往美国，不，飞往张生的飞机上，放肆的哭泣后容易让人疲惫，我睡着了。
在梦中，我和张生，在有阳光的院子里挂满红色，脚踩着坚实的大地，张生说过的，反复地做同一个梦是现实来临的前奏。
全文完。
【zt】和菜头：比特海日志31月15日，野生动物的节日
比特海日志31月15日，野生动物的节日
网友陈小鱼留言说：
回答：
陈同学，你好哇！
怀旧是因为今不如昔这种问题，你不是第一个提问的人。前段时间，昆明的老友来北京，顺道拜访了我的出租房，回去和家乡的朋友们聊起来，说到我在北京的种种甘苦。一位朋友的公务员太太立即问他：和菜头现在该后悔了吧？听到这个段子，我不禁问自己，要怎样才能让这些人满意呢？有天我几乎动了念头，跑去北大找间教室，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粉笔字“我再也不敢了”，然后拍张照片回去，希望这位嫂子能够觉得快乐一点，满意一点。
我很清楚我的行为对于周围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过着既定生活安于现状的人意味着什么。脱离了这种生活，跑到远方，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来说是种不友善的威胁。因为我的存在，让他们幸福安稳的生活出现了一丝裂缝，我从这种幸福的密不透风中一穿而过，如果能够存活，甚至还活得不错，那么他们就不能不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产生疑问，疑问种种乏味单调，日复一日的复印日子有何意义。所以，最好我要后悔，我要败亡，那么他们就可以相信自己所拥有的生活是最优选择，他们对自己负到了最大责任。在羊圈里的羊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头从栅栏上一跃而过的羊在外面冻饿而死，或者被狼吃掉，于是哪怕眼前天天看着栏杆看出立体画来，都再无不爽。
陈同学，你也已经脱离了体制，在丽江享受过完全属于你的日子，难道你还不能了悟出来的人究竟是什么心态么？自由的滋味犹如性爱，一旦沾上了就欲罢不能。记得小时候电视上还没有那么多广告，市政府还会发布公告。其中有一条森林火灾公告我至今记忆犹新：小孩失火，家长负责。学生失火，老师负责。职工失火，单位负责。做为一个中国人，一辈子大概难得有长大成人的机会，总有人要对你负责，终生不得解脱。我现在终于自己为自己负责，怎么会有什么懊悔的地方呢？
选择离职，我前后花费了十年的时间。这种异乎寻常的长考被人嘲笑，包括我这把年纪在内。但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对人生中的大事做决定都会很慢。在长考的过程里，旁人看来未免显得过于温和甚至是懦弱。但是这种人有一个优点，一旦做下决定，就不大可能发生退转。在一群人里，他绝对不是领路者，而是站在人堆里左看右看，犹犹豫豫，勉勉强强跟着队伍往前走。可当他下定决心，那么在整群人都决定退回去的时候，他也会一直坚持按照原来的方向走下去。我想，其中的原因大概是这种人的脑子不是那么灵光，但是又很固执，一定要自己弄明白想清楚了才会下决心。
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自己是否是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家庭也好，单位也罢，或者是体制本身，都提供了一种很安稳的生活。许多人都过着这种生活，而且大多都是好人。但是，你走出家门，在城市周遭转一圈，就会发现还有许多人在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觉得难以理解，觉得他们怎么可以活得下去，怎么可以忍受生活中有如此之多的不确定和风险。但是他们的确活着，而且活得不错。无论成功与否，这些生活在不确定和高风险中的人们神采飞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过去，他们并没有无时无刻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这时候你就会去想，自己曾经以为的安稳是否是一种不真实？它隔离了你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你回想你在这种保护下的生活竟然毫无意义，甚至根本不能证明自己活过？自己是否用对不确定和风险的恐惧断绝了一些生命中的可能性？就像是非洲，和楚门世界里的朋友谈起，他们大多会一撇嘴，认定那里虽然有大象和狮子，不过又脏又乱，而且疾病流行。可是，也许那里会有一个大湖，湖面上开满了蓝色的莲花，每个花蕊上落着一只梦幻般金色的蜻蜓。显然，不去非洲是稳妥的，是安全的，是理性的。而且，那里大概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湖泊，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而已。但是，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客厅和睡房里度过一生，又能如何？而在找寻那个湖泊的路上，会有睡房和客厅里永远不可能目睹到的风景。
惧怕不可知，惧怕风险，惧怕其中埋藏的种种不幸和失败。而《搏击俱乐部》用了一整部影片的时间讲述了一个道理：疼痛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人会在欢乐时觉察到自我，反而是在病痛之中，在一呼一吸间忍受痛苦时，感受到自己如此真切地活着。只有用手拍击水面时，因为手掌感觉到的压力和刺痛才会提醒你手的存在。只有重重跌倒，眼冒金星，才因为层层扩散开去的疼痛感知身体，确信重力的存在。有两种活法，一种是背诵G=mg，一种是去摔倒。人生过活到背G=mg的程度，一切不过是蜡质苹果而已。所以哭泣但泪水中没有悲伤，接吻但眼眸里没有火光。经行过人世，从生到死，穿着一双雪白的袜子，用尽一生保护这双袜子不沾一点尘泥，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之为活过？
如果采取坦然甚至欣喜的态度看待不幸和失败，又能站在死亡终点的视角反观人生，那么诸多恐惧和不安也就随之消失。又能坏到哪里去呢？采取这种人生态度，所谓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项。在真实的生活中，这是早已经被预料和可接受的事件，是世界的真相之一。斑马在草原上自由驰骋，同时它就要接受吃草时被狮子猎杀、饮水时被鳄鱼吞噬、干旱时水尽而绝的可能。绵羊目睹这一幕，觉得世界恐怖，因而忘记了自己迟早也要被倒吊起来割断喉管，而此时它甚至连草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两种命运究竟是哪一种更为可怕？在斑马和绵羊中谁更应该恐惧经济危机的到来？
陈同学，“是否后悔”这个问题是一个分野，正如“怎么活下去”一样是个界限。只有绵羊才会提出这种问题，而对于圈外的野生动物来说，这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甚嚣尘上的时候，全世界都挤满了公务员。什么时候这个问题销声匿迹，那一天就是野生动物的节日。
PS. 叫做鱼的未必都是鱼，鲸鱼就是哺乳动物。姓和的未必都是纳西人，除非连和珅也脱离了满洲正红旗。
网友陈小鱼留言说：
和菜头大叔，我似乎嗅到了一丝失落的气息了。以我肤浅的理解，怀旧有时候是因为今不如昔。也可能是我小人之心了。前几天，我终于决定去一家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上班，我曾经是一个公务员，管辖二百多家食品企业，几十家印刷厂，几百家美容美发店和餐饮店，几家酒店以及几个学校饭堂。今年元旦自动辞职，去了上海半年，举目无亲，一切从零开始。六月十七号离开上海，坐了火车去昆明，我曾经是一个每年至少长途旅行一两次的腐败分子，也是一个即使穿制服每月也要买三四件衣服的购物狂。而从昆明去丽江，买的是最便宜的夜班车票。我已经舍不得坐飞机了。在丽江三个多月，和木雕阿东成了好朋友，也成了忠义市场几家水果摊的老主顾，古城口的小工业品市场里卖毛线的重庆大姐和我熟了后经常给我折扣，我常常带着毛线走进某家小店，在纳西大姐纳西阿姨店里混吃混喝，一坐就是一整天。我开始像当地人一样称呼上了年纪的女人为“娘娘”，我熟捻丽江古城每一条小道并且常常给游人指路，我素面朝天，布衣布裤，粗茶淡饭，简朴生活。我热爱这种简朴的生活。
我曾经（至今也是）被贴上“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间疾苦”的标签。一个被保护过度的人，即使哪一天学会了自己走路，亲人依然不敢对她放开手。我妈以身体恶化威胁（我辞掉公务员时，父母以死相逼阻止，而我一意孤行。一个女孩子辞掉公务员职位，在潮州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至今满城风雨。）我在父母的声泪俱下中离开丽江，回到广州，并结束我三个多月的无业游民的生涯。听说我去证券公司，做的可能是客服工作，也可能是广告策划的工作，我已经不大去关心了。我也听说，证券业明年会裁员，我这种资历最浅的人，必定首当其冲。
前天晚上，突然的就哭了一场。突然就想写一篇博客，关于我吃过的美食。你知道，潮州菜本来就是名满天下，我曾经做一份很腐败的工作，每月有一半的午餐是在酒店解决的，长达三年多时间，动辄一餐一两千元，以致我现在吃什么菜都觉得不过如此。而给你写这篇文字的现在，我身上所有的钱不到五百，我还不知道哪天去上班，也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薪水。作为一个股市重灾民，我没有多少救命稻草可以抓了。
前天，我妹妹问我，是否后悔过。我说没有。并非逞强。我还年轻，还不怕失去。
若干年后，我会重返丽江开个小客栈或是小茶庄。和菜头大叔，你也想过重返旧地吗？
纳西族“木”“和”为大姓，难道您是纳西人？
回答：
陈同学，你好哇！
怀旧是因为今不如昔这种问题，你不是第一个提问的人。前段时间，昆明的老友来北京，顺道拜访了我的出租房，回去和家乡的朋友们聊起来，说到我在北京的种种甘苦。一位朋友的公务员太太立即问他：和菜头现在该后悔了吧？听到这个段子，我不禁问自己，要怎样才能让这些人满意呢？有天我几乎动了念头，跑去北大找间教室，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粉笔字“我再也不敢了”，然后拍张照片回去，希望这位嫂子能够觉得快乐一点，满意一点。
我很清楚我的行为对于周围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过着既定生活安于现状的人意味着什么。脱离了这种生活，跑到远方，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来说是种不友善的威胁。因为我的存在，让他们幸福安稳的生活出现了一丝裂缝，我从这种幸福的密不透风中一穿而过，如果能够存活，甚至还活得不错，那么他们就不能不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产生疑问，疑问种种乏味单调，日复一日的复印日子有何意义。所以，最好我要后悔，我要败亡，那么他们就可以相信自己所拥有的生活是最优选择，他们对自己负到了最大责任。在羊圈里的羊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头从栅栏上一跃而过的羊在外面冻饿而死，或者被狼吃掉，于是哪怕眼前天天看着栏杆看出立体画来，都再无不爽。
陈同学，你也已经脱离了体制，在丽江享受过完全属于你的日子，难道你还不能了悟出来的人究竟是什么心态么？自由的滋味犹如性爱，一旦沾上了就欲罢不能。记得小时候电视上还没有那么多广告，市政府还会发布公告。其中有一条森林火灾公告我至今记忆犹新：小孩失火，家长负责。学生失火，老师负责。职工失火，单位负责。做为一个中国人，一辈子大概难得有长大成人的机会，总有人要对你负责，终生不得解脱。我现在终于自己为自己负责，怎么会有什么懊悔的地方呢？
选择离职，我前后花费了十年的时间。这种异乎寻常的长考被人嘲笑，包括我这把年纪在内。但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对人生中的大事做决定都会很慢。在长考的过程里，旁人看来未免显得过于温和甚至是懦弱。但是这种人有一个优点，一旦做下决定，就不大可能发生退转。在一群人里，他绝对不是领路者，而是站在人堆里左看右看，犹犹豫豫，勉勉强强跟着队伍往前走。可当他下定决心，那么在整群人都决定退回去的时候，他也会一直坚持按照原来的方向走下去。我想，其中的原因大概是这种人的脑子不是那么灵光，但是又很固执，一定要自己弄明白想清楚了才会下决心。
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自己是否是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家庭也好，单位也罢，或者是体制本身，都提供了一种很安稳的生活。许多人都过着这种生活，而且大多都是好人。但是，你走出家门，在城市周遭转一圈，就会发现还有许多人在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觉得难以理解，觉得他们怎么可以活得下去，怎么可以忍受生活中有如此之多的不确定和风险。但是他们的确活着，而且活得不错。无论成功与否，这些生活在不确定和高风险中的人们神采飞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过去，他们并没有无时无刻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这时候你就会去想，自己曾经以为的安稳是否是一种不真实？它隔离了你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你回想你在这种保护下的生活竟然毫无意义，甚至根本不能证明自己活过？自己是否用对不确定和风险的恐惧断绝了一些生命中的可能性？就像是非洲，和楚门世界里的朋友谈起，他们大多会一撇嘴，认定那里虽然有大象和狮子，不过又脏又乱，而且疾病流行。可是，也许那里会有一个大湖，湖面上开满了蓝色的莲花，每个花蕊上落着一只梦幻般金色的蜻蜓。显然，不去非洲是稳妥的，是安全的，是理性的。而且，那里大概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湖泊，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而已。但是，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客厅和睡房里度过一生，又能如何？而在找寻那个湖泊的路上，会有睡房和客厅里永远不可能目睹到的风景。
惧怕不可知，惧怕风险，惧怕其中埋藏的种种不幸和失败。而《搏击俱乐部》用了一整部影片的时间讲述了一个道理：疼痛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人会在欢乐时觉察到自我，反而是在病痛之中，在一呼一吸间忍受痛苦时，感受到自己如此真切地活着。只有用手拍击水面时，因为手掌感觉到的压力和刺痛才会提醒你手的存在。只有重重跌倒，眼冒金星，才因为层层扩散开去的疼痛感知身体，确信重力的存在。有两种活法，一种是背诵G=mg，一种是去摔倒。人生过活到背G=mg的程度，一切不过是蜡质苹果而已。所以哭泣但泪水中没有悲伤，接吻但眼眸里没有火光。经行过人世，从生到死，穿着一双雪白的袜子，用尽一生保护这双袜子不沾一点尘泥，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之为活过？
如果采取坦然甚至欣喜的态度看待不幸和失败，又能站在死亡终点的视角反观人生，那么诸多恐惧和不安也就随之消失。又能坏到哪里去呢？采取这种人生态度，所谓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项。在真实的生活中，这是早已经被预料和可接受的事件，是世界的真相之一。斑马在草原上自由驰骋，同时它就要接受吃草时被狮子猎杀、饮水时被鳄鱼吞噬、干旱时水尽而绝的可能。绵羊目睹这一幕，觉得世界恐怖，因而忘记了自己迟早也要被倒吊起来割断喉管，而此时它甚至连草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两种命运究竟是哪一种更为可怕？在斑马和绵羊中谁更应该恐惧经济危机的到来？
陈同学，“是否后悔”这个问题是一个分野，正如“怎么活下去”一样是个界限。只有绵羊才会提出这种问题，而对于圈外的野生动物来说，这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甚嚣尘上的时候，全世界都挤满了公务员。什么时候这个问题销声匿迹，那一天就是野生动物的节日。
PS. 叫做鱼的未必都是鱼，鲸鱼就是哺乳动物。姓和的未必都是纳西人，除非连和珅也脱离了满洲正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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